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上主如此安置，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说来也巧，当人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妻子时，不是在清醒时，而是在熟睡的梦中。

起先由于路途遥远，原计划周日下午提前离开，但是看到许多教友们都热情奉献并用心去筹备这次活动，我和妻子最终决定克服困难，全程参与，感谢天主让我们收获满满的感动。并在经历三次报名之后终于获得证书。

正巧，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十分偶然地遇到索非亚——一位相当有名的女公爵。她十分富有，却正准备舍弃一切，进入布鲁塞尔附近的一所修院当修女。这所修院属于加尔莫罗会，也是天主教修院的一个分支。

从上海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到了学校开学的时间，我不得不离开这群可爱的孩子，特别是我的儿子——旦旦。之后的日子，听说旦旦经过手术更加热爱生活，开始读书写字。

近年来，为数众多的教友离开故乡，踏上了外出务工之路，开始了新生活。身居异地的这一特殊教友群体信仰状况如何？背井离乡的他们面临着怎样的问题？他们想要倾诉怎样的心声？教会是如何关怀他们的信仰生活的呢？

南宁圣家会与少数民族福传由于南宁圣家会的李玉云和黎升彩两位修女参加了赈灾，所以离开南宁前，我们特地到修女院看望了修女们。

那个情景使陈神父特别感动，突然一个“我要当神父”的念头冒出脑海；同时，他从看圣书中又知道有些圣人如：圣类思公撒格、圣达尼老和圣方济各等，虽然出身富家，但也都离开家乡，毅然弃家修道。因此他也决心修道。

在大王村，当我们要离开时，一位40多岁的庄稼汉，非常热情地给工作人员一一递烟。当我们谢绝后，他拉着北方人那种特有的豪放嗓门说：“太谢谢你们了，给我们送了这么多面粉，连根烟也不抽！”

1905年，马相伯与耶稣教会之间就课程设置和校务管理发生的冲突，同年8月，马相伯离开震旦，另创学院--复旦公学（后来的复旦大学）。震旦学院入学人数在1906年达到172人。

每次祈祷完，大家久久不愿离去，甚至在三五成群地离开圣堂，各自回到住所的路上，还在哼唱着赞美与感谢的歌。夜里，我总感到祈祷的歌声余音未了，延绵不断地回荡在我的脑海中。　　天主的国在此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