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处教堂常驻有神父，小型活动场所共106所，全教区有教友八千余人。1949年后，除总堂外各县、区教堂均为政府机关所占用，文革期间，连总堂也未能幸免，教产被充公，神职人员遭驱逐。

为解决宗教活动场所困难，艰苦创业修建了三座圣堂。

教宗谈起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经历：有一群学生在极为贫困的地区建设堂区活动场所，他们当中既有天主教徒，也有共产党员和犹太教徒，但「他们所有人都在为公益效劳，向团体友谊开放」，坚决抵拒那阻止他们「彼此协助」

由于当时没有一个合法的活动场所，领洗的教友只能到教友家庭的临时祈祷所里望弥撒，可是教友越来越多，教友家已容纳不了这么多人来参与弥撒了，谭佑梅着急了，教友们也都很着急，大家同心协力祈求天主赐给他们一座圣殿

那里除了信仰天主教之外，还有信仰佛教的，并且各有宗教活动场所，信仰不同宗教的群众互相帮助，互相通婚，和谐共处。

史化林神父同样在党的宗教政策感召中回到教堂（宗教活动场所）荣主溢人。他在极左岁月为传主的福音，自抄自印牧灵要理小册子，老年人骑着自行车走在乡间小路、城市街巷、走家串户寻找主的羊。

教宗特别安慰和激励伊拉克、印度等国家及地区中倍受暴力迫害的基督信徒们；呼吁有关国家政府立即采取果断的行动，“制止此类不宽容和迫害行为，补偿基督信徒的损失，特别是教会宗教活动场所”所蒙受的损失。

高山路教会的教堂及其他房产均被政府接管征用，只保留了市矿务局富平路的天主堂及主教府作为宗教活动场所。1980年以来，随着国家宗教房地产政策的不断落实，高山路天主教会的房地产问题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感谢天主给我们预备了如此理想的活动场所”，赞美之声不绝于耳。

在这个活动场所，能够以修女志愿者身份为国际教友服务令我终生难忘。刘修女是广州教区中华无原罪圣母会修女。五大宗教负责人和志愿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