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谕定出的一些原则已被梵二大公会议的一些文件所引用。要知道，《和平于地》通谕不只以天主教内人士为对象，而是向全世界的善心人士说话，对象包括教内外所有的人。　　

这句话也有大公层面的意义，不仅针对我们天主教徒而已。我们天主教徒所崇敬的乌干达殉道者有22位被册封为圣人，2位被宣为真福，但是与我们天主教殉道者一同被杀害、烧死的还有22位或23位圣公会信徒。

有些小组则强调这个问题涉及教义，因此属於大公会议的权限，世界主教会议无权决定。此外，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教会法内庭的特殊问题。

此外，主教们也应致力於大公对话和跨宗教合作。教宗对主教们说：我为你们祈祷，好使你们不断努力筑造对话的桥梁，偕同其它宗教信徒建立和平的关系，为促进在国家生活中的和解结出丰硕果实。

这有点像大公会议，那时也存在分歧意见。

荣休主教汤汉枢机则提到梵二《大公主义》法令有助合一运动，而他亦由七十年代开始参与天主教合一委员会工作。他感谢前辈的努力，并勉励各方延续合一精神。

接著，教宗提及保禄六世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劝谕，称之为“大公会议之后最重要的牧灵文件”。

举例而言：“我若不从我的天主教徒身份出发，就无法推展大公运动。自己的身份不可妥协，却能彼此相融。身份是个珍宝，在文化、国家、历史和艺术方面都是如此；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身份，但它要在对话中互相融合。

今天的对话非常友好，我认为那份关於成义的文件是内容最富饶和最深刻的大公运动文件之一。不错，我们之间的确存在着分裂，但责任也在於各教会。

特利腾大公会议肯定了信德与恩宠的首要地位，可见那场宗教改革爆发的原因并非出於思想或抽象理论，而是具体的历史背景所致。那时，一切似乎都在认可行为在成义上的地位。耶稣说，不行善就进不了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