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新千年的第一个世纪和第一个10年，天主教会也在更深的感受着她的普世性，大公性，先知性（特别是在促进社会正义与和平的方面），见证性和使命性（在当今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中见证福音的/天国的永恒的价值）。

在此新千年的第一个世纪和第一个10年，天主教会也在更深的感受着她的普世性，大公性，先知性（特别是在促进社会正义与和平的方面），见证性和使命性（在当今的时代和社会生活中见证福音的/天国的永恒的价值）。

大公会议的教长们一再强调，需要“培植教会”（plantatioEcclesiae），以不同形式，让平信徒直接效力于基督徒团体的发展，透过这些形式，发挥他们的神恩。

他存在于一个使徒团之中，他和其它神父并肩共处，共同建树大公的教会。在这封信中我切愿，也通过追忆我自己的修道院生涯，着重描摹出几点为陶成旅程甚为重要的几个思想。1。

通谕定出的一些原则已被梵二大公会议的一些文件所引用。要知道，《和平于地》通谕不只以天主教内人士为对象，而是向全世界的善心人士说话，对象包括教内外所有的人。　　

正如司铎年和信德年有其特殊的时间点和象征意义，奉献生活年也有其特殊意义：2015年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闭幕五十周年，而梵二对奉献生活的重视程度与全新观念是前所未有的。

正如司铎年和信德年有其特殊的时间点和象征意义，奉献生活年也有其特殊意义：2015年是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闭幕五十周年，而梵二对奉献生活的重视程度与全新观念是前所未有的。

答案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话：圣德不是别的，而是圆满活出爱德。这也就是说：按照基督信仰所教导的方式和义务来生活。教宗这样强调：重要的是不要让主日没有在弥撒中与复活的基督相遇便度过。

其实他们与公元431年被厄弗所大公会议谴责的聂斯多略异端没有什么关系。只因为他们那时事实上处在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之外，便被视作“外人”。在唐朝传教期间，阿罗本得到宰相房玄龄、大臣魏征等人的协助。

他从东到西，从柏林到弗赖堡，为让天主教徒感到做信徒的喜悦，为使德国教会坚定于信德，勉励这个教会卸下物质上的负担，为使大公对话和各宗教间关系更牢固、更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