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因需翻越海拔5200米的加吾拉山108拐，车身太长，无法翻越，再次更换车辆后送至扎西宗乡乡政府。

在场的人中，有梵蒂冈城国政府主席贝赫斯（FernandoVérgezAlzaga）枢机、圣座圣职部部长俞兴植（LazzaroYouHeungsik）枢机、这几天前来述职的韩国主教们，以及大约200位平信徒

对此，政府不能不管，于是1991年出台了加强对宗教事务管理的文件，这是必要的。但又有人认为，问题出在“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本身，还是不能有这种自由。

越南和梵蒂冈的交流，被一些国际学者称为越南模式，即越南把主教候选人名单交给梵蒂冈，由梵蒂冈选择，此后必须经过越南政府确认，最终由教皇宣布任命。

但是，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制度，于是大批士子转而进入新型学堂，改学洋务。这时陆家也将陆伯鸿送到龚神父那里学习法语，后来曾参与编纂《法华新字典》。

是金主教向政府提出的一个培育策略，作为当时首屈一指的佘山修院被政府允许为第一个试点单位（后来其他院校才开始纷纷仿效）。

2005年，借助政府阳光工程，我们培训了3000名学员。这些人走出去之后很快找到了就业岗位，不但解决了生活问题，还带出一些乡邻走出了贫困。　　

这个问题确实难坏了教区，靠教会上级资助，有人告诉我们，未正常化之前无望；靠政府，只要政府放宽政策，就是天主降福了。在社会上，我们是孤独的，没人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

最后，我还要说明一点，圣召这样丰富的蹇家滩村，经济并不落后，它是岐山县经济作物猕猴桃盛产地所在；全村大小五条街道全是水泥路，家家户户皆是白色西式楼房，而且大部分都是二层楼，曾被政府评为模范先进村；更令人惊奇的是差不多所有楼房都有信仰标记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天主教陆续开办了数所神学院，由于师资缺乏，在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中国教会邀请玛利诺会委派几位教授给修生们上课。我们看到中国的需要后，立即答应了邀请，支持全国及地方修院的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