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方面，即在中国的天主教会的计划，我认为它应该力求更成为教会，也就是朝着信仰、希望与爱德方向进行发展，为年轻人，为新圣召，为大公运动和宗教间的对话，为神职界的培育，为援助那些仍处于成长边缘人的需要而工作

6二、灵修是走向天主的旅程教会历史中“灵修生活”有不同的名字，比如“虔敬圣活”、“超性生活”、“神修生活”等，而最普遍、最能突出其特点的名字是“克修或苦修”——其希腊原文的基本意思是获致技能的运动、锻炼

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刷新了教会。而16至17世纪则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全球化运动已经铲除了一些藩篱，但这不意味着不会再竖起一些新的藩篱。全球化固然使各国各民族彼此接近，但时空的接近并不会自动创造真正共融与真实和平的条件。

不同于那些激进的解放神学运动者，身为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的Bergoglio，选择的是最接近平民的生活方式。转乘公交、简居自助，让他最真实地生活在人民中间。

一次是西周盛世瓦解时的春秋战国，另一次就是在自信中改造外来宗教的禅宗运动。中国第一次的理性高潮，其全部的努力，重在以人间秩序的安排给出众人的幸福的话，那么第二次则是对这种试图的改弦更张。

面对忙碌的生活，周守仁神父透过茹素和勤做运动，保持身心健康。当初加入耶稣会、远赴爱尔兰接受培育期间，大量的肉食令他对肉类生厌，转而茹素。

世界心灵研究会主席安德鲁·兰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写道：“神动现象”这个词用来指某种不可解释的自然现象，比喻说物体的毫无原因的运动，同样的，毫无原因的声音……各种现象都来源于一个“精灵”和妖怪的行动——

相遇文化教育意味着和平运动的艺术教育，将人民、国家从战争、怨恨和仇恨的漩涡中“拉出来”，引导他们走上对话和研究共同利益的道路。

“五四”运动以来，传统的家族本位已经打破了。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是社会本位、兼顾个人权益。《对外大传播》：您认为跨文化交流中，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形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