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说明法国传教士是很厉害的——他们着眼于文化。南格禄率先作则（值得一提的是，目光远大的南格禄先生，在太平天国刚刚定鼎的1853年，便在百忙之中赶去朝拜了天京！）

嘉定区耶稣圣心堂嘉定区耶稣圣心堂，始建于1616年，由罗如望神父筹资建造，为一所横厅式老式堂，当时外籍传教士曾在此学习汉语。后来的1932年本堂沈桂芳神父拆除老堂，新建一座规模较大的新式堂。

当我们得知成千上万的西方传教士，步耶稣的后尘，背着十字架，在误解、敌视、困苦和牺牲中，前仆后继，来到了中国，为了广传福音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主内亲爱的诸位，由此，我们想到了什么？

渠县是南充教区老教友最多的地方，号称万人教友县，由原致命圣人法国外籍传教士“刘玛窦”传教于此。由于刘玛窦圣人的威望，及所显现的一些神迹，被当地的教友以及非教友公认为“神人”。

确确实实我们在那里经历了各种不同生命的体会、翻转、改变，圣神也推动着我们回到生活中继续作见证人；那样的火热仍然在心中，传福音的脚步是永远不能停下的，我们邀请青年人来回应这个呼召，一百五十年前这些传教士离乡背井来到台湾

这一年天主教嘉定会议召开，地点就在嘉定徐光启的学生孙元化的家中，主要讨论中国礼仪问题及“天主”“上帝”的名称问题，全国各地11位传教士参加，中国籍学者有4人：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孙元化。

夏神父探讨廿世纪的中国教会发展背景，指出教宗本笃十五世于一百年前颁布的《夫至大》牧函，促进了地方教会的本地化；他并从本地教会多位主教的牧职，带出本地化的脉络，及至六十年代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把地方教会的牧养工作交到国籍司铎手中

但在教会历史上，耶稣会的福传工作确实立下了非凡成就，比方说：在中国、印度和拉丁美洲的传教士。而今，使命的形式虽然有所转变，但各式各样的使命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他提到圣座与日本交往的深厚友谊，这是初期传教士尊重和赞赏这个国家的果实，正如耶稣会远东传教区视察员范礼安（AlessandroValignano）神父所言：“若想看到上主赐予人类的一切，来到日本看看便足矣

度献身生活的修女的目标，是为传教士的工作提供支持，以帮助穷人、妇女和儿童。巴尔瓦神父告诉《亚洲新闻》:「修会一直无私地为教会服务，修女们会为妇女和儿童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