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中国学者研究西方传教士在华的历史需要注意到，西方传教士的行为和思想方式不仅受到中国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大影响，也受制于他们的西方背景，包括当时西方的思想文化源流、西方教会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西方修会的组织和灵修生活特点

圣保禄说：应与喜乐的一同喜乐。（罗12：15）他教给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和喜乐的人相处。当别人拥有更多，当别人有更好的才能，当别人得到他人更多的赞誉，我们应当与他一起高兴。

《讃主颂》便由此而来，喜乐也由此而生：喜乐不是因为不存在困难，它迟早会来到，喜乐则是来自天主的临在。因为天主是伟大的，我们是祂所爱的软弱的人。”

明末清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动荡时期，一些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亲历了中国的改朝换代，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就曾写下了记载明亡清兴的历史著作《鞑靼战纪》，被认为是研究那段历史的珍贵资料。

他活着只是因为还有口气，没有任何前进的意愿，不想在生活中有所作为，丧失了喜乐的记忆。这个人甚至连喜乐这个词都不认识，因为他丧失了喜乐。

在召开两届以家庭为题的世界主教会议并颁布《爱的喜乐》劝谕后，我们能进一步期待什么呢？

全堂区因一个人的喜乐带动而喜乐，堂区教友齐聚一堂来参加修女的家庆。

杨神父从《圣经》的角度通过厄玛乌的二位门徒和往大马士革的保禄，在途中与主相遇后的表现为内心充满喜乐、回归团体作见证等，引领司铎们，在自己铎职生涯中，不断效法基督，聆听父的声音，按照父的意愿去实行，在自己的团体中充满喜乐的分享自己与主相遇的经验

总主教强调，如果没有祈祷，我们的工作就会庸庸碌碌、缺乏生命力与喜乐。有了祈祷，我们的工作才会变成圣召、我们的办公室才会变成喜乐与友爱的场所；向他人、向整个世界宣讲福音喜乐的场所。

这是印度尼西亚主教团年度全体大会总结报告《宣讲福音的喜乐》中阐述的。主教团新闻办公室主任卡米卢斯•潘图斯致函本社，介绍了大会以及总结文件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