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近年来，人们解决温饱问题之后，随之而来的信仰需求极大的发展，比如近三十年基督教的迅速发展，然而宗教的迅速发展与政策的相对滞后，带来了较大的冲突。

一开始认为老太太是姑姑的婆婆，但后来才知道是教会的老修女，因为刚恢复政策，老教堂不是在“文革”中被拆，就是地震中被摧毁，刚恢复的教堂都是震后的简易棚，根本没有老修女的住处，我姑姑为方便照顾，干脆把老修女接到自己的家中

郭神父亦质疑，总统提出“范式转移”，由监管改为开发劳工市场，因为政府政策不该是促进劳工输出。他说，教会认为解决移民问题的真正办法，是优先在国内发展工作机会。

当欧洲准备实施安乐死和优生政策时，教宗立即强调指出，“人永远是高于组成人体的一切元素的”；严正谴责仅将人类生命和人性尊严“视为奠定在个人欲望和权利基础上”的观点。

可惜当时国人夜郎自大，朝廷及士大夫未能普遍重视西方科学技术，进而推广用于强国富民的实际政策上。否则，我国要比日本明治维新早两个多世纪，早已成为世界一等强国了。　　

他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认真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于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一切都可以不按良心办事，只要神不知鬼不觉，我行我素，你奈何不了我。

十八世纪英国的国会议员WilliamWilberforce，是位笃信天主的人，他穷一生之力，历经无数波折，终于推翻了英国的奴隶制度；1833年，他临终的那年，英国国会通过废奴法案，并且用两千万英磅来推行这政策

到了80年代，政策开放，灿烂的阳光从数年的阴云中露出来了，宗教得到自由，教友总算能公开念经聚会，听道望弥撒。

并一起回顾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教会的恢复和发展时期，刘主教在圣召培育、教产落实、政策宣传、社会服务、牧灵福传等方面所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