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共产党执政，多番强调「中国的爱国人民并不认为天主教和基督教是应当禁止或排斥的宗教，仅仅反对帝国主义者利用它们的教会来进行侵略」，发起反帝爱国运动[顾裕禄，《中国天主教的过去和现在》（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因此利玛窦向其上司范礼安请求换上儒服，穿上儒服后的利玛窦尽力多与有影响力的士大夫结交，且钻研儒家经典，向人们表明他既是神学家也是儒者，以此增加士大夫对他宣讲教义的认同感[孙尚杨，《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

“基督教神哲学真是博大精深！但具体实践福音肯定还会有许多难题，我们既然听从主的召唤，一定义无反顾不再回首。”修生这番内心表白，使我联想起半年前认识的一位山西榆次教堂小修院备修生赵鸿罡来。

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村子里来了两位基督教传教士，开始传福音，小孩子们都不太懂得信仰是什么，也从未听说过信仰这回事，只是觉得每到主日天看到传教士，都会从他们那里拿到一些漂亮的小卡片（圣像）、小礼物等，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那是一种基督教与中国风俗融合在一起的礼仪：长长的送葬队伍以及吹奏殡乐的乐手们为前导，后面是执幡举旗的送葬人，再后为一座装饰有柱子和丝绸刺绣的大轿亭，亭内置放着十字架。

通过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渠道加强与西方世界的沟通理解，继续办好中国教会圣经事工展、中美教会论坛，等等。*同时，也要抵御境外势力利用宗教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19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同样排斥祭祖，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指责洋教士藐视圣贤，不让信徒敬祖宗，不孝父母。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祭祖的丰富含义，给西方传教士造成极大挑战。

除了星期天进堂，我们小区基督教教徒每一周有两次聚会，我们也参加，一起唱圣歌，学习圣经，一起交流分享，他们给我们生活提供了不少方便和帮助，增加我们生活的乐趣。

到了第四世纪，整个基督教世界用非常复杂的礼仪庆祝复活节，但其重点是快乐地庆祝复活节前夕——望复活：在那时刻，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都要死于自己，他们要潜入水中，然后再从水中站起来，为在基督内获得新生命

可与此同时，许多知识分子，如大学生、学者、艺术家、作家、记者、律师和商人等，却开始深刻而执着的灵性追求，并有越来越多的人皈依基督，尤其是基督教（这也说明天主教的福传力度是多么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