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门徒，当我们跟随同一位上主时，我们就越来越意识到大公主义是一段旅程，正如梵二以来历代教宗所强调的，这是一条不可逆的路。它不是一个可选项。

自梵二大公会议以后，教会提倡各宗教展开对话、合作与共融。我们能否建立一个平等的合作机制，与其他宗教展开交流，让主的爱从我们这里流出去。

我们知道，此庆节的过去常称为“圣母七苦瞻礼”，“痛苦圣母”是在梵二会议后，教会年历革新更改的新名称。我们太原教区也是从1993年起才改用新名称的。

正如梵二大公会议所教导的，平信徒能够达到神职人士所不能达到的园地，因此，他们有责任令社会、文化、政治的结构改变。

教会自从脱利腾大公会议开始，修院成为培养神职人员的专门教育机构，梵二大公会议《司铎之培育》法令再次强调“为司铎之培育，大修院是必需的。”（4号）。

这是梵二大公会议的一个结论，而非这个或那个教宗说的”。“我谈论的社会训导与若望保禄二世同出一辙，我只是重复他的教导。但有人说‘教宗是共产主义者’。

教宗引用梵二文献《东方公教会》法令，说：「在教会中的差别性，并不妨碍其统一性，而且相得益彰。」（2号）教宗阐明，「基督徒的统一性不是单一形式；相反地，单一形式毁灭统一性。

在《公教文明》期刊的新书《1952年至1959年的著作》里，教宗方济各撰写了长达三页的序言，赞赏菲奥里托神父使人领会到梵二大公会议在自身修会会省中的新意。

她将这种生活型态与梵二大公会议对教会的定义相连结，即“教会是与天主亲密结合，以及全人类彼此团结的记号和工具”（《教会宪章》1号）。

今年庆祝的梵二大公会议开幕60周年和今日教会的同道偕行进程就是皈依的时机。对基督徒而言，皈依是一种不可回避的态度。“谴责恶还很不够，即使是那种在我们当中蔓延的恶也不够。当做的应是在它面前决定改头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