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古巴政府采取灵活政策修改宪法，不再将无神论作为国家信条、提倡政教分离，并允许天主教徒加入共产党，教会与政府的关系逐渐修复。

至于“福传”一项，只是采取坐堂守教，守株待兔的消极办法，缺乏除“牧灵”以外，还有应领导教友进行福传的使命感。

进而促使教友采取何种行动？再以讲道来说，也是单向性、灌输性的训导，缺少双向性的探讨。至于基督新教那种教徒的公开见证之类，发挥教友宣讲的主动性、积极性，则很少。

现以足球比赛为例，便可从中说明：足球比赛，赛场上两队交锋，采取的战略应是：既要进攻，又要防守，进攻是为我方突破对方球门防线而得分，防守是为我方力守球门，不使对方突破我方防线而失分。

我觉得有很多已经展开或者还有延展空间的话题好像不应该轻易放掉，而是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下一次研讨会有所延续。这样，才能避免永远从相似的起点开始，而是让有价值的问题得以深入。

金主教的智慧还体现在，他知道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做，与不同的人应该采取什么交往方式，这不单单是人生的智慧。孙民强教友：金主教为中国教会做了太多的事情。

北京政府官员也不会忽视帕罗林枢机讲话中描述刚恒毅枢机时所遵循的红线：介绍了刚枢机为了推动圣座与中国当局建立直接关系所采取的耐心而坚持不懈的尝试、总是遭到西方强权有系统的——且总是得逞的

这一保禄六世教宗创办的机构，旨在以具体的方式充分展示和表达教宗以及普世教会对有需要的人的爱德行动；在人道主义紧急状态下采取行动。

推进宗教中国化，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不搞毕其功于一役、一锤子买卖，不犯“急躁病”“激进病”，要采取特别慎重、十分稳妥的态度，坚持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坚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坚持慎重稳进、绵绵用力，才能行稳致远

他认为，由于课题敏感，要真正促进相互了解，以闭门形式对谈最理想，而且应采取同跨宗教对话类似的方式。“我们与其他宗教交流时，我们相互尊重……我们有宣扬自己信仰的自由，但绝不会诋毁或谴责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