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的，我对那些传教的人，没有好感，甚至还有些反感和戒备心。朋友直率地说。为什么呢？这些人的言行，往往让我感到不舒服，甚至感到厌恶。朋友愤愤地说。能不能具体谈谈呢？我不解地问道。

我生在教友世家，从小接受信仰，父亲是虔诚的基督徒，一生在福传中度过，他在世时反复叮嘱我们说：“传教救灵是一个基督徒的首要职责……”而我工作几十年，借口忙，一直没有把福传付诸行动，由此心里不安，总想在退休后补上这一亏缺

教宗本笃十六世提出的一句特别响亮“没有什么比福传更重要、更急迫、更美好”的话，在我心中激起了涟漪，神父一次次在弥撒讲道中引用它，爱德中心集体学习时提到它，福传人员在一起分享时提到它；“信德”今年的春节特刊《传教

新圣女的传教热火关于这一切，新圣女玛利亚・安东尼娅树立了榜样：「她赤脚跋涉千里，穿越旷野和险途，为将天主带到那里。今天，她为我们是热忱且大胆的使徒典范」。

诸位教宗的认可教宗方济各透过几位前任的举动，重温小德肋撒见证的卓越价值得到认可的各个阶段：首先是良十三世教宗，他允许圣女15岁时进入修院；接着是庇护十一世教宗，他于1925年将小德肋撒封圣，两年后的1927年又宣布她为传教的主保

历史上的城川天主教会，出现了一些影响巨大的著名人物，比如国际公认的、杰出的蒙古学大师田清波，就是在城川传教、治学近20年的圣母圣心会比利时籍神父。

再想圣母慷慨事主的精神，天主给她指定的身份不但是基督光荣之母，也是在十字架下做赎世主的痛苦之母，颠沛困苦的人类之母，进教之佑，罪人之托，忧苦之慰。

他生硬地说，“我敢打赌，如果你躺下来，闭眼睛睡着的话，圣诞老人肯定会在这节车厢里来找你的。”小男孩睁大了眼睛听着，使劲点了点头。

如，1860年米兰宗座外方传教会自香港继续派神父到新安南头城来传教；1868年意大利汀神父和1870年朱神父先后在南头传教，并在当地修建教堂及孤儿院等。1874年11月17日，香港监牧区晋升为代牧区。

《致希伯来人书》（10：24）的这句话，迫使我们去省思成圣的普世性的召唤──灵修生活上持续不断的旅程，为渴求更大的神恩，以及更崇高和更有丰硕的爱德（参阅格前12：31－1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