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达米盎神父有了他的第二个发现：他也被传染上麻风病。他去世的时候，上千名麻风病人把他埋在一棵树下。1936年，他的遗体被运返比利时的鲁汶。

受中国文化影响如此之深，并在他的著作中处处传递了中国文化的梁大侠却接受了最能代表西方文化的基督教。而且就在他晚年最后的岁月里，床头上摆放了堪称这两种文化的代表的两本文献。

其实，在钟楚红之前，有很多的明星都成为了天主的子女，他们不仅秉持着自己的坚定信仰，还为教会的福传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明星们在社会中是耀眼的，而正是因为他们的特殊身份，为信仰作了特殊的见证。

教宗在人们热切期待的里斯本、法蒂玛和波尔图与文化界、科学和艺术界、社会牧灵工作负责人和司铎的会晤中，特别要谈到与信仰和理性、圣德和福传相关的主题。

根据孟高维诺遗札的记载，阔里吉斯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领受小品神职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文字福传者。他在西京（今大同），出资建造一座罗马天主教堂，这也是山西省最早的天主教堂。

他说，“圣神修院修生已到数个堂区访问神父、信徒及传道员，了解堂区有关圣召的培育情况，作为推行圣召的参考”。

神父是福音的传讲者，是教友信仰的启发者和教育者，就必须有个好榜样。俗语说：亲其师，则信其道；信其道，则循其步。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孔子说过：“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然而，香港教区严重缺乏司铎，包括中外籍修会及传教会会士在内，教区的司铎总数只有300，在人力上必定不能满足福传及牧灵日益繁重的需要。那么，在司铎圣召年内，该多做些甚么？

那位姓卫的年轻人，把罗马放在每一个脚步上，只要每天一步步地向前走，早晚一定会到达目的地；我们把进入天国放在每天的学经、福传、祈祷和圣善的生活上，确信过一天就接近天国一天，直至“尔国临格”——到达永生。

挽救这部分人是当前福传的艰巨任务！教友太冷淡了比外教都差，他们实质上是背叛行为，后果是十分可怕的，必然最后自己把自己毁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