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一个班组十个人出营劳动，只回来七个人。少三个，就得杀三个。第三个人有一个妻子五个孩子，杀他一个等于杀死七个。他跪在犹太神父脚下求生。纳粹不允。神父说，我替他死行吗？

看到这个题目，也许你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那么，请你听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

但她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每次回家聊天，总忍不住要提起她。

为欢度圣诞节，北方的某大堂口举办了大型文艺晚会，精彩的节目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欢声笑语溢满了大教堂的角角落落。

上个世纪60年代的一个夏天，我与她喜结连理。从开始，她就对公婆极为孝敬。我爸是个庄户人，一天到晚跟土地打交道，岁月的风霜留给他一双红肿溃烂、混浊不清的眼睛，他破衣烂衫又脏兮兮的，样子很难看。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没有上学，那时候教堂是封闭的，主日祈祷时，我们这些孩子就跟着大人去一个住房比较宽敞的教友家里。那时候圣物很少见，也很珍贵。

2005年复活节过后，在徐神父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圣经小组，蹒跚起步学圣经，地点就在刘云生家。

94岁的郭阿姨圣名亚纳大西亚，是玫瑰圣母会二组最年长的会员，也是本堂为数不多的老寿星之一。

全国吃大食堂的时期，因为人实在当上食堂管理员。1961年食堂解散，父亲任了生产队会计。文革期间，父亲因笃信天主教，被造反派当做牛鬼蛇神扣压。一开始，逼迫戴高帽游街示众，每天晚上批斗，威逼父亲退教。

接下来的一整个星期，我们默默地上学，放学，想尽办法从同学们的眼中消失，彼此也不愿交谈。终于熬到周六，妈妈郑重地询问如何处置那笔钱。看着那个刺眼的信封，我们茫然无措。穷人该怎样花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