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化教育为例，澳门15座教会学校中，12座接受的是中文教育，只有两座半学校接受的是英文教育。（香港的教会学校十年前正好相反：60所中学中仅有6所接受中文教育，其余都是英文学校。）

加入耶稣会将近七十年，圣依纳爵神修的大原则和精神以及待人接物和处世的礼仪态度等细节已经渐渐和我的日常生活整合，并且已渐渐形成一种意识：自己既是会士又是圣职人员，对外则代表耶稣会和教会，对内则负有牧灵及领导教友福传的责任

从2002年起，新立村的传教员骑自行车、坐三轮、骑摩托来此宣讲福音，十几年来，不论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在他们的栽培下，这个教会团体迎来了丰收期，很快教友人数就超过了百人。

1850年，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唐神父因援助逃亡的客家人而深深感动了众人，众人因其爱德纷纷前来慕道，因此得到清廷教民定居之特许，安居在今日的涠洲岛。

隆巴尔迪神父形容《公教文明》期刊是「最佳的预备学校」，训练他後来「为教宗和圣座服务时，懂得应对大众传媒的种种问题」。隆巴尔迪神父对梵蒂冈电台的情感深厚。

现在想来，可能的原因是，在家或在学校的时候，日子过得很安稳，尤其是学校生活非常规律，一切按部就班，很少出现意外。这样的生活，往往凭靠自己以往的经验就可以应对。

起初，一年级的学生刚从学前班升上来，当然少不了一些压力和挑战，因为很小就要寄宿在学校。

问：您经常将新现实主义也定义为一个“人性教理讲授”或一个“人文主义的学校”。这些是非常美好的表达。这些电影的现实性在哪里？

由于学校的教育、繁多的功课压力，他没有时间也没心思看圣书，更不要说去教堂，信仰渐渐淡薄了。中学毕业后，因为高考成绩不理想，仅能上专科，那时的他闷闷不乐，不想继续求学，想自己去闯荡一下外面世界。

但是比你们的书还有更厚的，有一个黄光域写的基督新教的资料书，即《基督教传行中国纪念》，是1100多页，它包括所有基督教传教士的人名，从1807年到1949年大概有1.3万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