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说，我们现今在波恩等待你们带来指导方针、规则和体制机制，以达到巴黎协议提出的整体目标。

总之，这场危机给地区内各国及其体制创造了重新反思国家和地区性农业政策的机遇。从而打造更加有弹性的粮食体系，以可支持的方式解决自然灾害、营养不良、更好地迎接未来的危机。

但是教宗说：“到了耶稣那个时代，十二支派的体制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以色列民族所希望的重建旧有的体制，其实是末世来到的标记。

1、福传体制：中国教会福传事业的效率如何，大家有目共睹，所以必须要改变。我们不能拿“梵二”前甚至更久远的理念来行福传之事，必须改变神职人员大包大揽的局面，要进行教友总动员，人人行动，从我做起。

这方面就触到联合国的体制以及它与圣座友好密切合作的问题。问：佛洛蒙席，日前您在教科文组织执行理事会中发言，谈到了妇女在今日世界中的问题，是不是？答：是的。

现在是构建规则与体制的时刻。教宗期望与会者不仅要有合作的精神，也要在政策上提供持续的支持，不以围栏和边界为出发点，却应意识到我们同属唯一的人类大家庭。

教宗向这位新大使说：“天主教会毫无保留地宣讲人类从受孕之初到自然死亡这整个过程的原始权利”；又说：“家庭不能被其它形式或不同的体制所取代或贬抑”。

圣座国务卿又向外交团说：教会能够提供给国际团体的就是把人的最高价值放在第一位的体制；而外交人员角色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的使命乃在促进各民族的彼此关怀。

它们很多都通过自己企业、党派或跨国机构体制的观点来看待教会。

强调没有管理，就不会有福传成效；没有严格的管理方案和体制，教会就难有大的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