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上海婆婆把一个存折交给我说：“小巴拉盖村正在盖堂（原教堂在文革中被拆毁），你帮我把钱取出来，交给边振方神父或者刘福会长吧！”我拿过存折打开一看，上面存着405元钱，很是吃惊。

（玛24:14）　福音的这句话提醒我们：福传和见证是密不可分的，如果福传没有紧随其后的见证，就不会取得丰富的成果。　　

到福传工作搞得丰富多彩的邻居省份浙江宁波教区朝圣取经，是我们堂口教友近几年来的愿望，出生于舟山群岛的我自然很高兴。就主动配合组织者，担任起联络工作之责。感谢天主让我们如愿以偿。

如果能实行“大堂指导+基基团聚会”的福传方针，则对于教会的福传和牧灵工作是非常有益的。实践形式：鼓励信友成立基基团，开展信仰小团体建设和学习工作，陪养教友领袖......以上是最基本的四点。

二、神父在辩论当时，时间不够，只是在著名方济会士利安当的《天福永衢》（成书于康熙十三年）里见到以“父”来称呼利氏。

然⽽，世界上常常缺乏喜乐，我们并未被召叫去创造什么丰功伟绩，或宣称⾼调的⾔辞，但我们却被召叫为福⾳的喜乐作见证，这个喜乐是来⾃我们已被爱，已被拯救。

研讨活动中，来自天主教厦门教区、台南教区、嘉义教区及厦门大学、华侨大学、台湾辅仁大学的15位神职人员、专家学者围绕“闽台天主教的历史渊源、教会发展及神学本地化进程”这一主题，分别从福传牧灵、文化共融、信仰实践三个层面展开讨论

这种为了福传的冒险精神，在中国教会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这个修女培训部，在高峰期，可接纳100多位修女来培训学习。

我每次出外朝圣，都会这样即时报道我看到的，我深深知道这也是一种福传。也许许多教友，看到我的报道，会热心恭敬天主，这是朝圣灵修与朝圣牧灵。

因此，我希望结构的精简，善用大型建筑，使之适用于福传和慈善事业，适合你们当前的急需。5．我希望各种形式的奉献生活洞察天主和今日的人类所要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