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临期第二主日，我在堂院里见到了教友袁桂娥。

至于牛顿、伏特、瓦特、安培、欧姆、法拉第等著名、伟大的科学家，他们都是基督的门徒、虔诚的教友。

他知道中国教会与普世教会隔绝的时间太长了，许多新东西，特别是梵二大的成果需要尽快让中国神长教友分享，而培养神职人员的神学院更肩负着这样的使命，所以当他好不容易淘来一本拉丁版本的新《天主教法典》，再也舍不得离手

在母亲的葬礼上，面对前来参礼的神长和亲友，我那颗因为痛失挚爱母亲而麻木的心突然间一点一点地复苏起来。

今天，在不同的“主义”影响下的教会的神长们，也常常以“慈悲”为借口，在面对“对或错”的是非标准的表达上，也常常“王顾左右而言他”。

那是天父经由圣神赏赐给教会某些人的一份特殊礼物。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一九九六年发表《奉献生活》宗座劝谕（VitaConsecrata），嘉许和鼓励度这生活方式的信徒。

和王神父第一次相见大约是1987年在圣神修院，我那时还是小修士，只看了他一眼，听别人说那是在罗马的王神父。那次印象已经模糊不清了。

———前进中的周至教区培育中心二十一世纪的青年教友对人生信仰的正视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他们对信仰真谛的探索，远远超过了父辈们纯朴的信仰。用他们的话说：“信仰寻求理解。

联想到我们教会，一些堂区的教友不爱进堂，不学圣经，热衷于华美的形式，急功近利，还喜欢拉帮结派、说东道西……而很多堂区则相反，那里教友热心，关心神职，大家彼此相爱，人际关系简单而亲切和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