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受天亚社专访时，林神父透露，圣髑在香港和澳门巡回时，确实有教友在瞻仰时感到害怕，因依华人习俗，不敢直视遗体，并在看到棺木时感到不吉利。

问：您这趟亚洲之旅还先访问了香港和日本，您认为在基督信仰是少数宗教的亚洲内，教会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答：基督信徒在亚洲确实是非常少数的族群，但圣公会呈现出几个特征。

去年保禄在香港研究生毕业，他的梦想是读博士，但是在那个竞争激烈的地方，读博并不容易，需要自己联系导师申请。很长时间都不顺利，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位港大的老师，把资料交给学校以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2001年7月的一天，他邀请朋友在香港九龙旺角一家酒吧聚会时，正值酒酣之时，来了三个彪形大汉，在酒店内四处一扫，似乎在找什么人？而后，他们去而复返，挥舞着棍子，径直奔向他，劈头盖脸地一阵乱打。

1948年，思高圣经学会迁往香港，并继续翻译和注释《圣经》。1968年，经重新翻译、校对，思高《圣经》合订本在香港出版。

开放以来，香港教会一直是中国修院和修会培育的坚强后盾和稳固基础。圣神修院和各修会团体在师资方面、教科书方面、培育方面、经济方面都给予了慷慨的帮助。

言及西方对圣座的批评（包括与中国相关的宗教自由、香港等问题），加拉格尔表示，“许多国家都存在侵犯人权的现象”，但教廷几乎从未采取“谴责的外交手段”。

——访香港公教教研中心徐锦尧神父7月，香港公教教研中心的徐锦尧神父为信德文化研究所与河北女修会会长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福传培训班授课，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对徐锦尧神父（以下简称徐）

我是香港的一位工程师，在一家跨国集团任职土木工程师，致力于隧道设计及建造管理。同时，我亦是一位天主教香港教区的终身执事。相信不少人在人生某些阶段都曾问过一个问题：我是谁？我在追求什么？我也不例外。

1950年代后，高隆庞修女们留在香港从事医院、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五十年代中后期，其他高隆庞会士们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转到了菲律宾、韩国和日本继续从事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