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即将开始的信德年是一个帮助人们了解大公会议教长们所流传下来的文件（P.F.,5）的好时机。教宗自上任之初即表示他的担忧：大公会议的文件被人们曲解了。

　　为庆祝教会新法典颁布30周年﹐圣座法典条文解释委员会与卢加诺教会法及各宗教比较法国际研究机构联合主办一场研习会议﹐名为「法典：大公会议期望与要求的革新」。

这个答案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一段历史有关，再过几个月便是这届大公会议开幕50周年的纪念日。

但也有一些关乎整个教会的问题需要召集这样的会议，例如公元325年在尼西召开了首届“大公会议”。在第一个千年中，召开了几次大公会议。常务教会会议则在东方教会的生活中一直具有重要的角色。

意大利北部布雷西亚的保禄六世学会主席马费伊斯神父向本梵蒂冈电台谈到保禄六世教宗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贡献说：「保禄六世教宗在梵二大公会议举行期间当选为教宗，在他的任期内，梵二会议于1965年圆满落幕。

1962年，他以科隆（Cologne）总主教福林格斯枢机（CardinalJosephFrings）的神学顾问身份，出席梵二大公会议而名噪一时，当时他只有35岁。

会上集中讨论三个较迫切的议题：退休主教的状况、玛塞．勒菲弗（MarcelLefebvre）总主教提出对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礼仪改革的问题，以及天主教与伊斯兰教的对话。枢机们亦可提议讨论其他事项。　　

这一盛大礼仪还充分体现了大公运动精神。事实上，喀麦隆的各基督信仰团体代表均参加了晚祷。教宗在向他们发表讲话时指出了探索合一这一“重大挑战”。

建立伯多禄宗座瞻礼是自第二世纪以来教会为强调罗马主教的权威，以及保障教会合一与“合法多样性”的一个机会。耶稣也有能力将人从“精神的瘫痪中”拯救出来。

我们共同的祈祷可以获得天主圣神丰盈的恩赐，就是使所有的基督徒都能保持合一，使教会的普世性和大公性能够日益深入和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