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值泰泽团体于12月28日至1月1日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举行第46届欧洲聚会，教宗方济各致函问候那些参与活动的青年。

我特别请求这些圣职人员，要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讲道，即所讲的道理要与天主圣言对圣事举行的宣讲，要和团体的生活有紧密的关联，因此，天主圣言真正成为教会生命的滋养和支持。

他称美茵茨的主教凯特勒尔为准备道路的人，而且提到了那些在19世纪和贫困、疾病、教育危急作斗争的团体，特别是一些新的修会。

如果你在星期天早晨来到一个天主堂，你会发现许多人聚集在那里，做他们最重要的事情，以此，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团体。

在当时如果想给谁写信的话就很麻烦了，羊皮卷在邮递路途中很容易被磨损，如果是在战争中，统帅的重要书面命令被损坏了，或是被敌人修改了，那可是要耽误大事。

疫情期间，因为这里有很多老修女，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健康安全，我本人一直住在修会，完全没有外出，其他人也不得外出和会见友人。

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为〈在地方教会的教理讲授〉，其中特别阐述堂区的角色，称之为「团体使徒工作的榜样」。堂区能推动有创意的教理讲授，「走出去」迎向人们的各种经验。

台湾单国玺枢机曾教给我一个鼓励大家力求进步的方法：任何堂区或机构庆祝周年的最佳方法，不是聚餐或出版纪念册，而是寻找相称于所庆祝的年份数目的慕道者，作为献给上主的礼物；比如某某堂区今年庆祝五十周年，则该堂区团体便应齐心协力寻找及教导至少五十位慕道者领洗

通过与那些团体的会面，聆听神父、修女、平信徒，特别是要理老师的见证，要理老师是推动福音传播的人，我以一种令人兴奋的方式体验到了这一点。

他从小立志修道，1935年回应天主的召叫入太原备修院学习。1937年日寇侵华，回家务农一年。1938年又回太原公撒格小修院继续修道学习。1943年入太原蒙高维诺大修院。1948年转入汉口两湖总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