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教宗与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以及雅典及全希腊总主教希罗尼穆斯在莱斯沃斯岛进行了历史性探访，向岛上的难民和居民，以及慷慨接纳移民和难民的所有希腊人民表达接近和关怀之情。

在历次特殊禧年中，除了教宗方济各发起的慈悲圣年外，有玛尔定五世1423年宣布的那次，庆祝教宗在亚味农流放后返回罗马；庇护十一世于1933年宣布第1900年救赎圣年；保禄六世于1966年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宣布了禧年

是保禄六世教宗在梵二大公会议结束时重新启动这个思想，成立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如今，我们要像儿童学习走路那样，艰难地向前走，有时步伐会显得笨拙。

这个方法也用在了梵二大公会议上：教会借此努力更新关于教会自身，特别是关于平信徒角色的教导。此外，在关于教会的课题上，不仅是靠会议或法令来解决，更有赖于对这些教导的接受。这有时可能需要“妥协”。

不论是在偏远郊区或是在市中心，都迫切需要“打造适合的空间，让基督徒团体能依照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有尊严地庆祝神圣的礼仪”。

B1.4共议性的教会如何借着革新在大公合一上的承诺，更好地履行其使命？B1.5我们如何认出和搜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福音的启迪下发展与不同的宗教对话？

教宗谈到他的土耳其之行时说，他此行在某些方面并不容易，但从开始到结束都有天主陪伴，而大公友爱的时刻和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令此行收获丰富。

梵二大公会议教会要求我们的每个教友都积极地参加福传工作，但这也并非是要求每个教友都以传教工作为专业，在这一点上，大家必须十分清楚。这是因为福传工作和传教工作还有着很大的不同。

教宗在巴西访问的第二天也具有大公和各宗教间会晤的特性，这项会晤是在圣本笃隐修院进行的。在出席这项会晤的其它基督信仰教会的代表中，有巴西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主席默勒和巴西犹太教和穆斯林团体的领导人。

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了神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我有如再次找到自己的信仰，不仅是在梵二大公会议的背景下，也是在亚洲的背景下，在一个深受佛教、神道教和其它宗教影响的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