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借助战时天主教会的人道主义救助，及其在教育、慈善、医疗、文化等方面为中国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来客观评价和重估来华西方传教士以及天主教会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作用和影响。

教堂外面西侧建有一处小女堂（小学校），北屋两间是教室，专供女孩子在此学习圣经和文化。南屋一大间是厨房。教室内备有风琴等器乐，节日和瞻礼时就抬到大堂里去伴奏。

《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1944年3月11日，教廷国务卿马廖尼枢机（Card.Maglione）在给德国驻梵蒂冈大使的信中说：罗马是基督教近二十个世纪以来的文明中心和母亲，是人类政治文化演进的独一无二的无以伦比的城市

也迫切需要弥补这一意识，即促使司铎提醒自己在信仰判断、个人德行甚至在衣着方面都能让人认出和识别出来，在文化和爱德方面永远抱一颗教会传教使命的心。”

之后根据王泮的提议，出于对中华主流文化的尊重和理解，迎合中国人传统观念的需要，利玛窦仔细地用正弦曲线投影法重新绘了一幅相当完备的世界地图，易名为《山海舆地全图》，将地球的零度子午线向东移，在地图的两边各留下一道边

——访香港公教教研中心徐锦尧神父7月，香港公教教研中心的徐锦尧神父为信德文化研究所与河北女修会会长联合会共同举办的福传培训班授课，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对徐锦尧神父（以下简称徐）

徐宗泽任主编以后开辟了“文化”、“妇女”、“文学”、“游记”、“文艺”、“随笔”、“信箱”，大大拓宽了该刊的报导面。

由此而衍生了对“降生神学”的偏差注释，宣讲应该适应人，适应文化，按照当地的特点和需要宣讲信仰，实践福音，才是有活力的信仰！这些解释使人“利用”信仰，将主耶稣看作人的“奴仆”。

他在北京教区就启动了一项“培青工程”，培养有较高神学修养和灵修素质、有较高政治素质、文化层次和社会工作能力的年轻神职人员、修女和教友骨干队伍。

「只有经过爱德转化的目光，才能看到他人的尊严，因而能够承认和重视穷人拥有的极大尊严，并尊重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从而让他们真正地与社会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