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十分钦佩远涉重洋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他们为了基督，为了福传，弃亲人、舍国家，不辞千辛万苦，把福音的种子撒在了中华大地，李保富说：看到他们我感到自己一无是处，与他们所做的更是差之千里。

如今​虽然一位传教士走了，但她及其修会的故事的确还没完。无论是她们创办的学校，还是受其影响而自发成立的希望之友善会、冀望团体，抑或献县圣望会、邢台炼灵中保会，其修会的神恩、使命、精神还在延续着。

我们现今世界不断地发展，因此，有些传教士心中浮躁，认为传教无希望，跟不上潮流，教会世俗化了，没治了。但为何不把中国佛教留给后代的中国人的那份潇洒自在继承下来，并发扬在福传事业上来呢？

他尤其爱看《圣人传记》，他说：“当初那些外国传教士离家弃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艰难福传，有些竟然死在了中国，永远地睡在了中国的泥土里，与国与家永久诀别，这种为福音舍弃一切、不畏艰辛、不惜生命的精神给了我很大鼓励

PaulClaudel在他的SoulierdeSatin中说一位耶稣会传教士成了海难的幸存者：船已被海盗弄沉，被捆在一桩断桅上的他，置身于波涛汹涌的大海上。

1825年圣鲍思髙九岁时，有一天他梦见自己在意大利的乡村，在一块平地上和一群乡村的野小子一起玩耍。

而意大利为何比西班牙更严守教规，美国总体上讲为何比欧洲国家更严守教规？看来现代化程度的差异并不必然与宗教信仰的程度相关。另外一个不符合世俗化理论的例子是新教和天主教信仰程度的差别。

我们可想象自己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Greccio，靠近Rieti，圣方济停留在这小镇；大概是他从罗马回程的路上。他在罗马获得教宗Honorius三世批准了他的会规。

后来，意大利小姐马莉安妮代替她参加了舞会，结果不幸真的发生了，马莉安妮乘坐的返回罗马的飞机，在空中突然发生故障，导致飞机爆炸，火葬长空，无一人生还。

从1920至1954，共有150位高隆庞传教士为中国服务。1950年代后，高隆庞修女们留在香港从事医院、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