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大姑还受着监视，她就利用捡树叶、拾粪，走街下巷到农村给教友治病和传教，灵璧城乡教友随之增多。大姑一个人管理不过来，她就挑选了10多个教友分片带领祈祷。

当初领洗时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好天主召叫我的过程还历历在目——毕业后，一个农村的小山丫怀着无限的憧憬和梦想，孤身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了自己艰难的创业之旅，心中倍感孤独和无助！

陆伯鸿在同董家渡主教座堂一位龚神父接触期间，成为一名热心的教友，他虽然并非神职人员，却经常和一批信仰天主教的实业家（共19人），从1912年起，以热心教友的身份，乘坐简陋的交通工具，外出到上海附近各处农村传教

他年长于我父亲十几岁，他和我父亲一样也是一名转业军人，不过因为他文化太低，只能留在农村务农。他宽厚、勤劳、善良、平易近人的性格，深受村里人的尊敬和爱戴。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位农村教友的儿子患淋巴瘤，住不进医院，母亲将他们母子接到我们家食宿看病。

1968年爸爸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受到牵连丢了教师的工作，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母亲带着六个儿女艰难度日，在艰苦的环境中不能宣认信仰时，母亲常常与我的姐姐偷偷祈祷，凭着对天主的信靠与交托度过了艰难的日子。

1968年，全国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许多高级知识分子也被下放到农村接受再教育。屈家庄村来了几位中央美术学院的大学生，高中甫毕业的杨万恒抓住机遇，虚心请教。

1968年爸爸被打成右派，母亲也受到牵连丢了教师的工作，在农村一呆就是十年。母亲带着六个儿女艰难度日，在艰苦的环境中不能宣认信仰时，母亲常常与我的姐姐偷偷祈祷，凭着对天主的信靠与交托度过了艰难的日子。

小姑娘来自河南农村，今年只有18岁，从小失去双亲，跟舅母长大，去年来到了西安打工。初见她时，是在教堂院子的宣传栏前，她很大方地走近我，询问我说，她能不能也和耶稣认识，作朋友？

那时候的农村还很贫困，印象中我的祖父母总是很忙碌，但最让我难忘的还是他们对信仰的虔诚。我们村在周边来说是个大村，村里伫立着号称教区第二大教堂的圣若瑟大教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