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教区“天主教中国化文化艺术成果展”的举办，为即将到来的新中国74周年华诞献上了深情的祝福和祈祷，也让人们忆起教会与新中国74年风雨同舟的艰辛历程，特别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1980年落实宗教信仰政策后，教友所剩无几，经过20年的努力，宗教活动才基本恢复正常，各教友村的圣堂逐步也恢复建成使用，传教活动日趋兴盛。

9-11事件后，欧洲国家在收紧移民政策的同时，对周边尤其是西亚北非的穆斯林国家不断进行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干预，一次次触动了欧洲穆斯林的敏感神经，让其质疑欧洲仍把自己的祖国当殖民地。

为此，“信德”特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综合政策系教授田岛英一先生撰文，对这次灾难进行了反省。田岛英一先生是一位新皈依的基督徒。他和夫人、孩子以及所带研究生曾多次访问信德之家及内地一些社会服务机构。

参见庄吉发，〈清代前期对天主教从容教政策到禁教政策的转变〉，原载《历史与宗教﹣纪念汤若望四百周年诞辰暨天主教传华史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台湾：辅仁大学，1992），页315。]

中梵双方对话本身其实已经意味北京的天主教政策发生了改变，容许教宗在选圣中国主教职务上扮演决定性角色，没有「自选自圣」的「爱国会」已经不是过往的「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爱国会，而是成为严格按照字面意义理解的

２０００年落实教产政策，交回教会。教会收回后，在破壁断垣的基础和砖瓦结构的房屋框架上，加以维修，使之焕然一新。当天，又有一批修女复愿和入初学。（卢亮超）

80年代初期，宗教自由政策刚刚开放，有一年北方的天气格外的冷，雪也格外的多，就是这一年，我们迎来了那个难以忘记的圣诞节。

因此，教会人士要求八大国的政府负起他们的责任，采取必须的政策来协助贫穷国家的经济成长，同时本着关怀的心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后随着国家政策的改变，沉寂了多年的教会又得以恢复。在我母亲去世后不久，便有朋友告知，长沙天主教已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