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日安葬那天，更是情动四方，石家庄教区、河北修院及其他教区的23位神父共祭送别，远近闻悉的同事、工友以及离厂多年的徒弟近百人都纷纷赶来参加葬礼，全村教友、亲朋好友，六七百人长街送别他们心目中的大好人。

（作者为重庆教区神父，曾就读于澳门圣若瑟大学宗教学系，后任教于国内多所大修院，现今在罗马从事信理神学和比较宗教学研究）

2008年6月17日，在薛玲修女工作了近5年的白路康复院有12位神父为薛修女举行了追思共祭弥撒，还有附近来的修女和200多位教友参礼。2008年6月20日，薛玲修女的骨灰由广州运抵兰州。

两位神父自称教堂称为圣童贞院。而在教堂落成之日，王泮送来他亲笔题字的两块匾额，一块叫西来净土，挂在圣堂的上方。另一块叫仙花寺，作为对外官方的名称，挂在了教堂的门首。

我是开办老人院的，我们的新楼房正在建设中。”这位教友马上领会了其中蕴意，说：“我也捐献给你5000元。”“非常感谢！我们的圣堂里还没有跪凳，急需60000元。”“把您的卡号给我。”

2001或2003年的秋天，他们在复旦的邵逸夫楼还举行过一天的研讨会（seminar），邀请了从北大、民院、人大、浙大和复旦的十来位年轻学者，他们均为从事基督宗教研究、刚刚毕业不久的博士，大家坐而论道，

她在这份创院文件中发现了这表述：“本研究院提供一个相互交织的研究项目。它不是一所教理讲授、圣经、礼仪研究院，而是牧灵研究院。这意味着该学院将研究教会的全部活动——讲道和教学，祈祷和朝拜，引导和培育。”

在一个会院，曾有一个隐修女——这是真发生的哦——她抱怨一切，我不知道她的名字，纵然她有；但隐修女们给她改了名字，给她取名叫“抱怨修女”。多少次我们无能，我们留于幻想把我们改变成抱怨式的了。

前一个十年我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落实政策，开放或新建教堂，恢复修院，培养神职和修女。

进入修院念了些神学，更是以异端迷信对这些行为嗤之以鼻。然而，我们所反对的一切，真如我们所以为的那样必须加以反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