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相信，爱始于家中，如果我们能为穷人创造家，我想，越来越多的爱将会发展出来。

葬礼那天，《加的夫郡报》摘了她写于1945年的几篇日记：5月18日战争结束了，我想回波尔多去，可是，那儿还是家吗？父母已经死了，丈夫也不在了！谁会接纳我呢？

同时，我又深知与丈夫的结合不容易，因而小心地呵护着我们之间的爱，更全心地为这个家默默地做着我应该做的。有位神父这样说：“痛苦是化了妆的祝福！”可我越是把这一切当作祝福，我的内心就越痛苦。

爸真有种兴灾乐祸的意思，这更给我们这个清贫的家罩上了一片阴云。古人云：“祸不单行。”从此家里的事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了。牛生病了，马也摔断腿了，为了给它们治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

离开家，我开始了千里之外的漂泊生活，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与挫折，流露在我脸上的依然是轻松与快乐。其实我明白，外表的坚强来源于内心日益坚定的信仰，更源于我心中永远的楷模———父亲。

为了糊口，她当保姆，糊纸盒，装订书，缝手套……尽管如此，她埋在心中的信仰无时不射出异彩———装订书每月仅11元收入，她仍慷慨拿出7元救济一个七口之家，在这个家埋下信德的种子。

我们的谈话吸引了其它旅客朋友的关注，其中有一位乘客说：“我们家是赵官寺的，我大姑姐家都是天主教”。我就问：“他们一定是很和睦的家庭吧？他家的人肯定都比较善良，邻里关系也很融洽吧？”

他们并没有什么事，只是父亲特地骑自行车从４０多公里以外的家来看看读高中的女儿。“顺便来瞅瞅老师。”父亲说，“农村没什么鲜货，只拿了十几个新下的鸡蛋。”说着，从肩上挎的布兜里颤巍巍地往外掏。

她从此找到了家，她说，父亲给不了她的，神父竟然轻而易举地给了她，家庭给不了她的，教会竟然无条件地给了她。她会画画，神父修女就请她画教堂顶上的羔羊像，还有主日学教室的儿童圣经故事。

于是我给他留下了电话，便把钱拿回了家。展开一看，一共107元。从那以后很长时间也没人来认领。这不到了圣诞节么，奶奶说：把钱献给孤儿院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