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制建设方面的重大进展,就是在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大背景下,在制定、实施宗教方面的两个单项法规和若干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的基础上,制定、颁布了《宗教事务条例》。
他在决策是否应该由“政府救市”时,整整祈祷了一个晚上,当他做出“政府救市”的决定时他哭了,他知道这可千万错不得!要是错了香港的经济就要倒退十多年。事后他说:“是天主的圣神帮了我!”
他们的共同点有这么几个方面:信仰受家庭影响,除2人之外,其余42人都是因为家庭影响从小受洗成为天主教徒,而且他们的核心家庭成员均为天主教徒;在经商活动中都公开自己的信仰身份;每一个人都自述自己遵纪守法,尽力配合各相关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
二战之后,联邦德国政府利用各种机会对纳粹德国的罪行进行真诚忏悔和谢罪。1970年12月,勃兰特总理在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的惊人一跪,被誉为欧洲约一千年来最强烈的谢罪。
之后,公民社会及经济环境逐渐改善了,政府也承担了更多责任,使得不少穷人得到协助,甚至长久性地脱离贫穷。修会的一些机构多少失去了原来的先知性意义。
有些修女离开教堂从事缝纫或医务工作,婴儿院和残老院由政府民政部门接管,教区的领导机构迁石家庄市,更名石家庄教区。
民政局干部说:“我们国家政府怎么还不如天主教呢?”从这以后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仰,知道应该怎样在社会上宣讲福音,彰显天主的光荣。
再者,在咱们这个国家里,在保持教规教义的情况下,应该明智地与政府合作,咱们应该在中国站住脚,不管跟谁都能打交道,交朋友,办好教会。
主教、神父修女们来了,各地的会长、教友代表来了,政府有关部门人士也来了,受母亲照顾过和安慰过的病人家属来了,在最困难时受到母亲接济照顾的孤儿寡母们来了。
海外的老人院一般都是由政府支持,社会各界参与,民间机构主办,都非常成功。2003年2月的一个周末,我在新加坡的两家老人院,看到几百位大学生义工陪伴老人,印象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