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到，在耶路撒冷首次大公会议上，宗徒们讨论了一个问题，即：皈依的外邦人需不需要遵守梅瑟的法律。枢机指出，宗徒们的决议「并非传统与革新之间的妥协。

“印度基督教理事会”、新教和东正教大公运动论坛也参与这项活动。

在历次特殊禧年中，除了教宗方济各发起的慈悲圣年外，有玛尔定五世1423年宣布的那次，庆祝教宗在亚味农流放后返回罗马；庇护十一世于1933年宣布第1900年救赎圣年；保禄六世于1966年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宣布了禧年

就像当初教宗说的：“在梵二大公会议标示的更新愿景中，我们越来越迫切地感到，今天需要重新发现所有信徒在教会内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平信徒的使命。

1962年，他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了梵二大公会议的开幕会议。隔年，他被任命为其中一位“专家”。皮罗尼奥神父于1964年晋牧，在不同教区履行他的牧职。

是保禄六世教宗在梵二大公会议结束时重新启动这个思想，成立了世界主教会议秘书处。如今，我们要像儿童学习走路那样，艰难地向前走，有时步伐会显得笨拙。

1962年，他以科隆（Cologne）总主教福林格斯枢机（CardinalJosephFrings）的神学顾问身份，出席梵二大公会议而名噪一时，当时他只有35岁。

这个方法也用在了梵二大公会议上：教会借此努力更新关于教会自身，特别是关于平信徒角色的教导。此外，在关于教会的课题上，不仅是靠会议或法令来解决，更有赖于对这些教导的接受。这有时可能需要“妥协”。

不论是在偏远郊区或是在市中心，都迫切需要“打造适合的空间，让基督徒团体能依照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有尊严地庆祝神圣的礼仪”。

梵二大公会议教会要求我们的每个教友都积极地参加福传工作，但这也并非是要求每个教友都以传教工作为专业，在这一点上，大家必须十分清楚。这是因为福传工作和传教工作还有着很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