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籍传教士于50年代被驱逐出境后，王村祇留下两位中国籍修女服务，1966年文革开始后她们被迫返家，圣堂全部房屋被县农牧场占用。

学员们在这次走访学习期间，冒着蒙蒙细雨，来到了方德望神父的墓地，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泪水，大家被这位法国籍的外国传教士再一次的感动。

这些人属於不同国籍，除了大部分是阿尔巴尼亚人外，还有两个德国人、一个意大利耶稣会士，几个克罗地亚籍的司铎。传教士们和阿尔巴尼亚教会受尽了苦，见证了爱基督的英勇气概，甚至遭受严刑拷打也在所不惜。

「然而，我描述了种种处境，包括权利、没有人受到排斥和国籍；这样我就能在私人会谈中谈得更深入。

对于一些国籍的人-比如阿富汗人，他们无法获得日本旅游签证-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申请人面临数年的等待期，并可能出现负面的响应：日本只考虑「个人」风险，而不是那些涉及冲突或迫害少数群体的情况。

使用时，将亡者棺木抬入地窨子中，并存放在窑洞中，棺材上注明逝者姓名、国籍、详细地址、出生年月、年龄、职务等，封闭洞口。

1996年3月26日至27日的夜晚，一个伊斯兰武装组织闯入提比里的隐修院，将7位法国籍的会士绑架。在经过毫无效果的谈判后，他们于同年5月21日被残杀。

这位德国籍枢机当选教宗后，更加倍了这项努力。

夏神父探讨廿世纪的中国教会发展背景，指出教宗本笃十五世于一百年前颁布的《夫至大》牧函，促进了地方教会的本地化；他并从本地教会多位主教的牧职，带出本地化的脉络，及至六十年代宗座外方传教会传教士把地方教会的牧养工作交到国籍司铎手中

信念和国籍不同的所有善心人士都能参与这个全球性的改变进程，并受到手足情谊的理想启发，格外关怀穷人和被排斥者。教宗最后对这些青年表示：亚西西的圣方济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