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说：「尽管我没有睡地铺的习惯，但两天内就适应了。我们要在早上六点起床，然后排队点名；之后，就可以自由做自己想做的事。我通常花时间祈祷。」　　

他提醒人们说，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教会若召开大公会议，是因为有必要解决教理的问题，然而20世纪中期并没有一些特别的信仰错误有待修正。

自1946至1951年间，他先后在慕尼黑（Munchen）及福莱辛格（Freising）两所大学攻读神、哲学。并于1951年6月29日晋铎，且开始教授神学。

他说：「我们自两年前的圣周期间播送及评述梵蒂冈礼仪时，开始注意到这现象。当时我们收到来自中国传道员的信息，表示他们使用我们的节目，播放给几个省份的广大观众群。」　　

最后，我领她参观了教区小德兰修女院，会见了夏院长，就天主教的历史、新旧两教的观点、神父、修女的独身等交谈了约一个小时。

两年后要求修道，主教一因他年纪小，二因他是孤儿不同意，他跪地苦求，直到主教允许，他才爬起来鞠了个躬笑了。看，他从小就有多大的爱心与信德。

两天后，从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致罗马教廷的唁电知悉，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与世长辞而安息主怀。这一噩耗，使我们俩连日来那无比的喜悦、兴奋、激动的豪情化为乌有，顿时陷入了那悲恸的无底深渊！

记得两年前，我还未奉教时，见到一场葬礼。长长的街道上，旗帜飘摇，乐曲哀婉，身穿紫色祭衣的神父面容凝重，目光执着,带领着长长的送葬队伍行走在大街上，犹如缓缓走向上主的台前。

期盼领洗时刻的到来这个堂区的神父和教友一向重视福传事业，福传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每个教友都感到自己有福传的责任和义务，虽然这个堂区没有专职传道员，但教友们却个个都是福传者，他们大部分在春冬两闲的季节，走访教外亲友

30万人，其中以青年居多，在下午两点整开始进场，到了四点钟圣伯多禄广场和协和大道已经人山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