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学校，同事们听说我的身份证丢了，纷纷提醒我快点去挂失，还把网上一些丢失身份证后造成不良后果的传闻告诉我，我不由得懊恼又担心，一位同事开玩笑说：让你们的天主给你送来吧。

如果那天不是儿子因为肚子痛提前从学校回来，我的命就没了。我被送到医院，在病床上，我想起了主耶稣给我的种种恩典，我怎么样因为生活的改善而把他忘了呢？

对於被迫迁徙的儿童而言，学校是自由的空间。在课堂上，他们受到教师的照顾和保护。然而，有太多难民青少年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受教育的机会有限，尤其对於女孩子而言，对於中学教育而言。

他们学校的隔壁有一座宁养院，是一座老人们颐享天年的地方，一楼是患有痴呆的老人，二楼是患绝症的老人。

期间，张老师和老伴多次去学校看望他，每次都给他带去生活用品及生活费等。这位学生也经常与父亲来看望恩人，每次张老师都会送给他们一些衣物、鞋子和善款等。

上学后的小永生，在学校吃苦耐劳，学习很用功，成绩一直排在班里前几名。后来，通过当地志愿者的推荐，进德公益一直资助他上学，直至大学毕业。

七岁时上要理班，之后在本村及谢家务上学，任学校大学长，并帮助老师代课。1927年3月9日，刘神父的母亲病逝。在接下来的一年之内，家中苦难频仍，连失七口亲人。

孩子在学校吃不饱，关莲壳省下白面烙馍，让丈夫每星期天骑自行车到县城给侄子送馍，一直持续到孩子高中毕业。关莲壳处处表现出吃屈让人的精神。

教区陆续办了很多的光启事业，比如佘山老年康复院，和徐汇区成立的老年康复中心，还有在外地成立了各种光启希望学校。金主教在中国天主教会变革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梵二会议召开很多年后，我们大陆教会才有跟进。

当她领着小叔子到学校报名，老师以为她是孩子的母亲。刘树英在娘家时家里家外就是一把好手。刘家孩子同样多，姊妹兄弟五个，她最大，艰难的生活使她过早地干起了成人的活，甚至干的是男人的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