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圣人“尤其为我们指明真正兄弟友爱的道路、与亚美尼亚宗徒教会的弟兄进行大公对话的道路”。教宗祝愿他“在第三千年这最初的数十年继续划向深处”。

2016年，教宗与君士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禄茂一世，以及雅典及全希腊总主教希罗尼穆斯在莱斯沃斯岛进行了历史性探访，向岛上的难民和居民，以及慷慨接纳移民和难民的所有希腊人民表达接近和关怀之情。

在历次特殊禧年中，除了教宗方济各发起的慈悲圣年外，有玛尔定五世1423年宣布的那次，庆祝教宗在亚味农流放后返回罗马；庇护十一世于1933年宣布第1900年救赎圣年；保禄六世于1966年为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宣布了禧年

就像当初教宗说的：“在梵二大公会议标示的更新愿景中，我们越来越迫切地感到，今天需要重新发现所有信徒在教会内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平信徒的使命。

1962年，他以科隆（Cologne）总主教福林格斯枢机（CardinalJosephFrings）的神学顾问身份，出席梵二大公会议而名噪一时，当时他只有35岁。

不论是在偏远郊区或是在市中心，都迫切需要“打造适合的空间，让基督徒团体能依照梵二大公会议的教导，有尊严地庆祝神圣的礼仪”。

B1.4共议性的教会如何借着革新在大公合一上的承诺，更好地履行其使命？B1.5我们如何认出和搜集丰富的文化内涵，并在福音的启迪下发展与不同的宗教对话？

教宗谈到他的土耳其之行时说，他此行在某些方面并不容易，但从开始到结束都有天主陪伴，而大公友爱的时刻和与伊斯兰教的对话，令此行收获丰富。

梵二大公会议教会要求我们的每个教友都积极地参加福传工作，但这也并非是要求每个教友都以传教工作为专业，在这一点上，大家必须十分清楚。这是因为福传工作和传教工作还有着很大的不同。

该会议是庆祝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天主的启示教义宪章》颁布四十周年。宪章强调《圣经》对教会生活的重要性。同时，研讨会亦协助与会者准备自己参与二零零八年在东非坦桑尼亚举行的世界圣经协会第七届全球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