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往的福传经验中，我们十分重视哲学神学式的福传；讲礼重仪式的福传；科学文化式的福传；讲经布道式的福传。这样的福传都有其不同的效用。但就方法而言，对于中国的国情和多数老百姓来说，多少还有一些距离。

“我只管向教外人传福音，至于人家信不信教，加不加入教会，这就不关我的事了。”这是笔者最近与一位老教友谈话时，他向笔者说了这番话。

今年是圣保禄福传年，从神父到教友都在讲福传、做福传工作。教宗本笃十六世说：“当前再没比福传更重要的工作了。”圣保录宗徒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福传的重要性说的够明白了吧？

近年来，太原教区西柳林堂区福传组，逢主日出外福传和传教已成习惯。今年5月21日，笔者与第四福传小组一行，驱车前往榆次大张义村讲道，有一听道者张来喜，怀着好奇，随人流早早地等候在门前。

缺点：福传意识差，教友几乎没有传教意识，对圣经重视程度不够。

我也曾问过一些教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福传怎么能是“吃吃喝喝”的呢？！那么就让我们来听听罗国辉神父是怎么说的吧。

郑神父开拓福传大格局，在成立福传拉拉队后，又组织一批传道员组成福传火头军，刘希合成为其中一员，在这个大平台上，他福传的半径辐射到全国各地。辛苦与奉献福传，说容易很容易，说难也很难。

我想谈一下有关福传的两个问题。一、对目前的福传形势要有一个清醒，全面，正确的分析和认识，抓住机遇，解放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把福传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正是由于“信德”的培养呵护和安慰帮助，才使我有幸成为一名文字福传工作者，才使我的信仰生活扎下了根，才使我的家庭和睦而幸福。每次出门前去各地做福传工作，“信德”总是我有力的福传助手。

陈时雨神父接受采访时谈堂区福传我们这里的教友有福传的历史传统，在文革前如此，就是在1970年至1975年间，我们这里的教友也没有停止传教，这也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堂区为什么能有近3万教友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