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有甚者，还有人有意无意地将慈悲视为软弱，将宽恕看作妥协，总喜欢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挥舞着教条和伦理的大棒来斥责他们眼中的罪人，却忽略了如何去同情他们的不幸并帮助他们的亟需。

这里不是有意否认圣迹和它的力量，而是想强调圣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人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他让人们从伦理—心理—精神的皈依；到情感—理智—意志的皈依

又加以说明道：大公会议主要目的在推动基督徒信仰的发展，信友生活的伦理革新，使教会的规则适应时代的需要和方法（1959年6月29日）。

这里我不是有意否认圣迹和它的力量，而是想强调圣迹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给我们带来实际的利益，最为重要的是他让我们从伦理—心理—精神的皈依；到情感—理智—意志的皈依；再到信德—望德—爱德的皈依，在最后达到真正的信仰的皈依

它维护天主教伦理与原则、创办社会福利事业。1928年，在华天主教会在北京成立“中华公教进行会”，并在各教区设立分会和支会。

《先贤之信》给我最大的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富矿，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源。”

他说的两个时间用词“everyday”（每天）和“never”（永不）让我印象深刻：他说他做弥撒当是“everyday”，他规劝我遵守教会伦理禁止的事情当是“never”。

的确，按照丹麦哲学家齐克果的描写，人生可分为三个阶段：即感性、伦理和宗教阶段。

1978年12月，沙博士出任新加坡天主教大学和华人团体的指导司铎并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教授“东亚伦理基础”课程。1980年9月，沙博士第三次回到巴黎总会院。

这份文件是历时5年的工作成果，一大新颖之处在于它涵盖了近期教宗训导的几项重要议题，以及生物伦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