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玮玲和吉姆不仅关心我和我家人，而且真心诚意地关心中国教会，视中国人为他们的弟兄姐妹；他们以基督之爱，爱我们。

之后，我一次次地办告解，又一次次地犯罪。压力和孤独，让我想要一个依靠，我寻错了对象，却无法自拔。

虽然在老主教辞世前的几个小时我回到了国内，但我却再也没有机会侍候前辈床前了，更无法与这位曾经呵护、栽培和祝圣我的前辈面对面地交流了！

在教宗的牧函中，开宗明义地为我们指出：「信德之门总是为我们开启，引导我们进入那与天主共融的生命中，并且提供我们进入祂的教会的入口。」

史克女士一边听我解释一边继续在表格上写写画画，然后很有礼貌地请我老公先到外面等一会儿。古女士，请问你是在人身和心理完全自由的情况下做这个决定的吗？什么？我茫然不解的瞪着她。

在文化大革命渐近尾声，但红色恐怖仍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年代里，某天同学阿明兴奋而神秘地来邀我去他家，原来他的哥哥阿强回来了！

“信德”张士江神父深情地谈起了这份令人难忘的忘年交友谊。1991年，段老人家高兴地前来刚成立不久的信德室服务。他主动承担了对外联系和跑腿的事。其中之一是申请办理准印证书号。

他拿着冰棒深一脚浅一脚地向家里跑去，一路上，冰棒不断融化，待他跑回家里时，只剩下可怜的一点了。弟弟正在院子里玩，他趁着母亲不注意，把冰棒举到弟弟面前，说：吃，吃，弟吃。

心里美滋滋地想着一路上美景、美食，将是多么快乐的旅程啊！红安是此行的第一个景点。

这时丈夫突然睁开眼睛，声音虽小却清晰地说：“快念啊！怎么停了？”大家随即接着诵念。不一会丈夫呼吸停止，他含着微笑，喜乐地安息主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