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新闻网）面对许多威胁和平的不平等及分裂，我们感到蒙召成为对话的工匠、修和的推动人，以及相遇文明的耐心建设者。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位天主教神父和人权倡导者，我不能同意死刑，因为在所有文明的国家里，我们都谈到了囚犯的康复改善。」

《公教文明》期刊8月23日刊登了教宗这封信函的全文。显然，教宗不仅写给这位神学家、音乐教师，也写给这位身为父亲的作者，强调在《爱的喜乐》劝谕中正是以贯穿全文的注释学论述了今天使家庭受到冲击的许多问题。

是次会议设立了新闻组和争议协调组：新闻组组长是圣座传播部部长鲁菲尼（PaoloRUFFINI），秘书是耶稣会《公教文明》期刊主编斯帕达罗神父；争议协调组则在圣座教育部部长威尔萨蒂枢机（GiuseppeVERSALDI

此外，这位可敬者致力于促进社会和国际和平的伟大计划，组织了以‘和平与基督宗教文明’为主题的国际会议，积极反对核战争。

在《公教文明》期刊的新书《1952年至1959年的著作》里，教宗方济各撰写了长达三页的序言，赞赏菲奥里托神父使人领会到梵二大公会议在自身修会会省中的新意。

斯图尔佐神父「为之献身的文明，世代以来促使民主社会真正崛起。若是缺乏道德根基，民主恐怕会随著时间而衰退，甚至是消失殆尽」。

对于这个拥有强烈孤儿感的文明，求圣神赐予那能寻获天父的恩宠。天父赋予人生意义，促使人类成为一个大家庭。」

然而，冷静看这段历史，西方的文明进步思想还是给当时积弱积贫的中国社会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中国天主教在许多爱中国的传教士的帮助下，在慈善、文化、教育、科技各方面，为中国社会开创了一些先河。

[3]这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史的一个方面，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另一个方面，即，经由宗教改革重组过的欧洲国家，虽然发起和推动着上述一系列的思潮和运动，也构成现代科技文明图景的主体部分，但是，意识形态系统的演变并未取代基督教文明的主导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