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福音的根据来自于圣经　　圣保禄宗徒在第茂德后书（3：16-17）中说：整部圣经都是天主默启的，为教训人、劝诫人、责罚人，开导人遵行义德，都是有益的，为叫人成全，可以行一切的善工。　　

通过学习和研究，我了解到中国教会的历史，特别是早期耶稣会在中国传教的情况，还有19世纪欧洲侵略者进入中国之后，教会与政府产生的种种矛盾；最重要的一点是，文革时中国信友所遭受的磨难。

柳会长得知政府下达退还教产的红头文件，就联合众教友整理材料，申报讨要文革期间被非法占用的教产，经他不懈的努力，政府已批下了新教堂的庄基，为了早日能过上正常的信仰生活，进入天主的圣殿，柳会长将儿子刚买回来准备盖楼房的钢筋和水泥拉到教堂庄基的空地上开始了重建天主圣殿的工程

同德人使许多教外人对教会有了更正确的认识。因为“期待新天地的希望，不仅不应削弱，而且应增进我们建设此世的心火”。

那时他常常预想自己的前途多么的宽广、多么伟大光明，今后要为主、为教会做多少事业。可理想永远都只是理想而已，天主的事业天主自会安排，天主没有给他发挥才能的机会，恰好相反，给他的是常人无法承受的打击。

她真是一位好母亲，她要为400多孤儿和逃难穷困的人操持这“家务”，这样一个好妈妈，却在文革中被挖坟，残害，圣尸不知去处……她们所哺育过的多少可怜的弃婴，却被说成是教会来造的“万人坑”，还在我孩提时，我就被当作

尤其是我的父亲，总也舍不得女儿去修道，怕我也像前人那样受到教难，就这样我耽搁了四年的时光。在这四年中，我又经过了长久的祈祷与磨练，对圣召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但是我们也看到在征历问题上，新旧思想的斗争，并未因西历被认可而停止，甚至激化为冤狱，进而发展成全国性的教难。例如杨光先诬陷汤若望事件，直至康熙亲政后，才使冤狱平凡昭雪。

春节到了，一位93岁的教外朋友打电话向我贺年。互道“春节好”后，他告诉我，农历除夕，他上街散步，站在人行道上，看着拎着大包小包年货来去匆匆的行人，尽管“年气”腾腾，但总觉得与他年轻时的味儿不一样。

正是为了彰显献身生活的重要性与价值，教会于二月二日，圣母献耶稣于圣殿瞻礼当天，庆祝献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