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的几位老师、博士、专家从学术理论方面探讨了历史中的方济各·沙勿略其人其事及其意义，带领我们循着圣方济各·沙勿略的足迹追忆了他的传教历程：印度果阿、锡兰（今斯里兰卡）、东南亚的马六甲、马鲁古群岛、东北亚的日本以及中国的上川岛

《磐石杂志》在1934年出版过“公教与爱国”专号，专门针对东北沦陷和伪满洲国而发，鲜明地表达了天主教教会反对日本侵略的爱国立场，于斌主教写了卷首语，陆徵祥则发表了《以公教立场评判日人侵占四省事件》的长文

1921年成立，总会院位于瑞士施维茨州梦湖（Immensee），会员以瑞士籍教士为主；传教地区则包括非洲、哥伦比亚、日本、美国、中国、台湾等地。

在回忆录中刚恒毅枢机记述了这样一件事：1931年9月27日（九一八事变），日本新闻社声称，在日军行动前夕，东北的天主教美籍传教士（抚顺玛利诺会）在沈阳集会，鉴于地方政治不安而有意请求日军保护。

——后来她才知晓苏联与日军对峙，中国满洲铁路又在日本控制下，所以苏联的列车无法直达。她被迫留在当地的旅馆里。在旅馆里，一个懂英语的妇女，在仔细看过她的护照后，为她解了迷。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入侵后，花了一段时间才控制住北京，直到一九四○年日本人才将王府用做军警的总部。　　我父亲是搬进庆王府的首选，因为他会说英语，在隔壁这个刚兴办不久的大学里又多少是个拿事儿的。

1944年4月，他因此同张元第（河北省立水产专科学校校长）、袁贤能（天津达仁学院院长）、罗光道（天津广东中学校长）等一起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受到严刑审讯，但敌人没捞到确凿证据，诸人先后被释放。

尤其是将台湾和韩国的近代史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进行对比和研究，因为台、韩具有同样的历史命运，都是从中日甲午战争直到二战结束，在日本的统治和奴役下达五十年之久，而后都面临社会的重建，教会在社会的重建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604年，中国脱离耶稣会日本教区时，利玛窦是该教会中国教区的最高负责人。然而，他的文化融合方式在耶稣会内外都遭到反对，为此，他于1609年出版了《辩学遗牍》来维护自己的观点。

这一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反对用革命、暴动、暗杀手段重蹈法国大革命的悲剧覆辙。还是1902年，孙文的《中国日报》与改革派的广州《岭南报》大论战，要求抛弃改革，进行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