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有福州书画家，多数是天主教徒在这里挥毫作书写画，并研讨如何以中国书画形式，表现教义内容，使天主圣而公教会扎根于中国文化的深厚土壤里。玫瑰山庄被批准为宗教活动场所后，理所当然要加强宗教气氛。

在广方言馆读书时，陆便熟读《袁了凡先生四训》，张文端公的《聪训齐语》，并且在书中多处做有标画。考察其中的文本意义再徵之以其官宦生涯时的政治风格，可以看出以下几点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

意大利文艺复兴全盛期米开朗基罗创作的《创世纪》、《最后的审判》、《达味》；拉斐尔创作的《圣体辩论》、《雅典学院》等珍品都在这里呈现，其中米开朗基罗的天顶画是梵蒂冈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翻开她那厚厚的笔记本，里面画满了圆圈、三角和小方框。

另外，我们堂口有很多有才华的教友，有能说的，有能写的，有能画的，希望能把这些人才聚集起来，在文字福传方面发挥他们的作用。

75.日课中，念唱福音圣歌：赞主曲(Benedíctus)、谢主曲(Magníficat)及夜祷曲(Nunctimíttis)时，全体由额至胸、由左肩至右肩画大十字圣号

另外与之相衬的十七幅玻璃画很醒目，在教堂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阳光透过绚丽斑斓的彩色玻璃投射到教堂内，光线适中视觉舒适，不用灯光照明。在众多教堂中永宁堂的一个特色。

[4]这样的中西历史画面中去理解本笃十六世神学遗产，一定是从对中国具有特殊意义的首要立场展开，而中国文化传统无论就其辐射面，还是历史性，堪称人类文明画面的东方部分，与以基督教文明为主导的西方文明，基本上构成旗鼓相当的两大板块

联想到圣教会一些圣人像，往往头顶画有环状的“圣光”，想是古人在特定情况下，看到了人体存在的辉光现象，而在有着大能的圣者身上，辉光可能更为强烈，从而形成了所谓“圣光”。

清顺治帝素重其人，在龙神父生前，曾命人画其肖像；及龙神父卒，帝赐赠银三百两，并遣大员祭奠[同上，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