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顶着压力，逆流而行，为的是从我丈夫身上和家庭氛围中弥补我对知识的渴求。他的父母都是大学的老师，但父亲被造反派打死，母亲背负着反革命的帽子（后来我明白文化知识与基督教育完全是两码事）。

戚大姐中年时丈夫去世，既忙工作又忙家，压力很大，在重大的打击下，她丧失了信德，离开了教堂，不再祈祷，信仰迷失了方向。

因为你的离开，我的压力非常大，肩负着照顾父母的责任，被迫早婚。可是听到爸妈说你照顾爸爸非常细心、辛苦，你也因为失眠和担忧好几天没有好好休息了，我的心被狠狠地触动了，我觉得你是一个承担责任的儿子和哥哥。

痛苦难熬的日子还没有过去，长上又加给我更大的压力，这个让我难耐的事实使得我更加孤独、无助，霎时间，我的心已被扯得粉碎，面对耶稣我不愿讲什么，也不愿想什么，只管度日。

捐款最多的一位是20年前嫁出的姑娘，她回村捐了2000元；还有一位嫁出去3年的姑娘捐了1000元，她特意告诉我，不能对别人讲，怕其它的姐妹有压力。

教宗指出，的确，我们处在令人感到困惑的相反的压力下。一方面，我们对青春永在持乐观主义，认为技术的卓越发展绘制出机器比人更有能力和更聪明的未来，它们将会治疗我们的病痛并想出最佳的方案，让我们不死。

因而，在享受与修士们一起的快乐生活时，我也感觉到自己同时面临着压力，感觉到肩头责任非常重大。

经过数次小组讨论，大家在处理这一问题上取得了一些共识，认为每个教区应成立一个这样的小组（委员会）去帮助主教做预防工作，并举办不同的培育，培养健康铎职，以避免此类问题的出现，替主教分担一些压力。

当时我没有了压力、烦恼和计划，但也没有了新发现。自己总认为避静才刚刚开始，不必着急，就这样潇潇洒洒、悠然自得地生活挺好。

24日上午，我坐地铁，前往海边散步，希望彻底放松自己，把自己从繁重的学习压力中解放出来，晚上有个好心情，在大殿参与圣诞夜的子时弥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