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居所与三原县辕门巷天主堂（现为主教府）只一墙之隔，祈祷参与弥撒都很方便，当他看到堂里有由笙笛胡琴等民乐组成的老乐队，便和会长教友商议组建西洋号队，在大家意见统一后，筹集资金购置了小号、长号、萨克斯及鼓钹等乐器

黑龙江教会学校的另一大特色是创建学生鼓号队。为了吸引男孩子进入教会学校学习，传教区所有的教会小学校都建有鼓号队，华北男校除了小学的鼓号队，中学还建有大规模的管乐队。

出于为死难同胞做善事的心愿,1938年春,上海各寺庙的僧侣组织了掩埋队,在范成和慧开的带领下,从2月至5月,在上海、苏州等地共掩埋了1万多具遗体[8](P237)。

很快，两名警察和一支水上打捞队来到人造湖上，开始进行湖底打捞。

我们恰好遇到一队队的军人，荷枪实弹地到熙雍山来祭奠：缅怀列祖列宗、祈祷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解放后，这里的教友发展很快，据1950年统计，青村镇有教友近500人，其中水产队渔民居多。文革期间，教堂成了渔民公社。

残酷的现实是“民乐队”只能再当几年“馏米队”就行将退出教会音乐的历史舞台了（在太原农村办丧事都会请来宾吃一种类似于年糕的“馏米”饭）。

1998年在个体建设队工作时，遭受电击打下来，颈椎三、四节骨折，造成终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2012年教友们为了帮助他，赠送给了他一台电脑，他说：这些年来一直是教会和社会善心人士在帮助我和我的家庭。

韩神父上任后，首先健全礼仪组织：读经组、辅祭组、唱经队，使堂区礼仪规范化。义工团的组建是大名堂区的一大亮点，虽然在别的堂区并不稀奇，但在这里确实不容易，它充分体现出教友的奉献精神。

2004年，新联天主堂在原有不足20人的号队的基础上，又组织成立了50名青壮年妇女锣鼓队，后又成立了腰鼓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