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中国天主教奉教人士由以往的学者、官员、士大夫信仰群体，逐渐蜕变为社会底层的人士（平民百姓），且被认为是外来的洋教，这一惨烈的后果，伴随着中国教会痛苦地走过了近两百年的教难。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济世利人精神，积极参与和开展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

宗教影响这么多群众，就要通过妥善处理宗教问题、切实做好宗教工作，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的群众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对此，我们党一直有着足够清醒的认识。

火灭了，可堂顶没了，人们开始忏悔、开始哭泣、风雨无阻地在院内祈祷，含着泪水参与弥撒，向天主哭诉。

传教士们的到来，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的第谷体系以及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天文知识，于是明廷任用欧洲传教士编制出崇祯历书，但是还没来得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然而，李神父的福传热火并没有被冷水泼灭，任何境遇中他都会擂动奋斗的鼓点儿，踏响前行的足音，他说：“在福传使命上我只管尽力。”

另外，凡是做和平、仁爱、慈善的都要十字架作标记，如：医院、医生所背的药箱、医院开出的救护车、红十字会的旗帜、卫生防疫站以及国际上救灾救难机关单位都打着十字旗号，所以说十字这个标记是与天主教密切相关的。

就这样，依靠本堂区教友的奉献，在各地教友的帮助下，我们修建起了毛团堂钟楼，使它气势恢宏地站立在塞北大地上，成为榆林教区那时候的一面旗帜，激励着陕北的天主教会！

另一方面，从国际上来讲，冷战结束以来，宗教问题在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影响持续上升，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都在争夺宗教的旗帜，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宗教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在布满了鲜花、彩旗的会场上，梵蒂冈的黄白两色旗帜和泰国国旗格外瞩目。会场前左右安装的大型电视屏幕上，不断放映着各种礼仪活动，以及为千余名与会代表们指示的圣道礼仪中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