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义和团运动开始后，国人与在华的西方人矛盾激化，义和团提出灭洋口号，西方人受到威胁。

因为是洋主教出行，清政府的官兵顺利放行，孙中山也就安全脱险，进入沙面之后迅速登上一艘英国舰船离开广州到了香港。不久，孙中山在朋友的帮助下东渡到了日本。

让社会知道基督教的信徒也是中国人，教会也是中国人自己的，决不是数典忘祖，不是洋教。到大屠杀纪念馆思想国耻民恨，激发爱国热情，奋发图强，爱国爱教，努力参与国家建设。

与基督教同根的罗马天主教，在中国除了背负一般意义上洋教的恶名，过去曾被严重污名化之外，还受到了两个特别因素的影响：一是受中梵关系的制约，政治上高度敏感、与政府关系复杂；二是经历了梵二会议后的罗马天主教虽然做了重大改革

洋教、另类犹如大山一样死死压在我们头上，显而易见，教会被排挤到社会边缘的尴尬处境定在所难免。教会福传当前，我宗教信仰如何能审时度势，走进人群，根植于其中呢？

从此，中国天主教奉教人士由以往的学者、官员、士大夫信仰群体，逐渐蜕变为社会底层的人士（平民百姓），且被认为是外来的洋教，这一惨烈的后果，伴随着中国教会痛苦地走过了近两百年的教难。

传教士们的到来，带来了欧洲天文学的第谷体系以及开普勒、伽利略等人的天文知识，于是明廷任用欧洲传教士编制出崇祯历书，但是还没来得及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然而，李神父的福传热火并没有被冷水泼灭，任何境遇中他都会擂动奋斗的鼓点儿，踏响前行的足音，他说：“在福传使命上我只管尽力。”

火灭了，可堂顶没了，人们开始忏悔、开始哭泣、风雨无阻地在院内祈祷，含着泪水参与弥撒，向天主哭诉。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高举爱国爱教旗帜，坚持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济世利人精神，积极参与和开展各种公益慈善活动，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