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座新闻室主任隆巴尔迪神父表示：斐洛尼枢机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曾担任伊拉克和约旦大使长达六年之久，经历了萨达姆政权的最后几年、整个伊拉克战争以及战后最初几年。

战后50年代初期，澳门人生活普遍艰苦，又涌来大批移民、难民。刚到澳门的陆神父本着服务最小弟兄的基督精神，向澳门教区借用了利玛窦会院开办了利玛窦社会服务中心。

希尔弗认为，一切都是从一本书的出版而开始的，这本书中散布谎言和对历史事件不作调查的惯常做法，希尔弗提到，值得注意的是，“战后直到他去世，犹太人一直称赞他，承认他是解救者。”

教宗聆听了他面对的挑战后，鼓励他说：“天主爱我们原本的样貌。”“上主总是陪伴我们，时时刻刻都在。即使我们是罪人，祂依然亲近我们，对我们施以援手。”“你不要放弃，却要努力前行。”

教宗继续他的思路，吐露心中的一个看法，他说，战后在德国大学教授的圣母学有些严谨简明，今天的情况也没有很大改变。不过，教宗也指出，当我们谈论圣母的时候，谈她的信德，这点是最主要的。那相信的是有福的！

由于他在狱中感染伤寒，省会长要求他休养，但战后澳门人民生活艰苦，又涌现来自邻近地区的难民潮，他一个月后已开始为难民服务。

若望二十三世教宗提出的观点为冷战后和武备继续扩散的今天，为推动和平与正义所面临的新挑战，仍使我们受益良多。　　

对该事件的回忆和对文致和主教等天主教人士英勇事迹的纪念，将让中国和世界永志不忘，让任何试图否定历史、破坏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的丑行成为过街老鼠，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下。

梵蒂冈电台第三任台长，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斯特法尼奇神父回忆了那段历史：战后尤其证实了运用恰当的工具使教宗的声音抵达世界各地的重要性。当时我们拥有的技术无法应付需求。

斯梅里利修女接著引用意大利明爱会的报告，指出意大利在二战后首次青年极度贫穷的处境比老年人的更加严重，每两个穷人就有一个是青年或未成年人。「我们若不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这种状况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