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主教指出，在1995年的哥本哈根有关社会发展的世界高峰会议中，联合国成员国断言：必须设法解决贫穷问题。在解决贫穷问题上，总主教认为，经济政策不可与社会政策分开。

与此同时，除了灵修笔记、每天与神师一次的见面交谈之外，我在一个月退省期间，第一次没有了工作、第一次没有了会议、第一次没有了会客、第一次没有了讲话、第一次没有了压力……整整一个月，每天我的生活有的只是静默

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读了神学，这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因为我有如再次找到自己的信仰，不仅是在梵二大公会议的背景下，也是在亚洲的背景下，在一个深受佛教、神道教和其它宗教影响的环境中。”　　

第一天会议结束时，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枢机和圣座宗教交谈部秘书长英都尼·坎卡纳马拉格（IndunilJanakaratneKodithuwakkuKankanamalage）神父向梵蒂冈媒体谈论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性

前八次的大公会议均在尼西亚、厄弗所、加采东和君士坦丁堡召开。我们不得不开发不同的路线，因为这个国家太大了，仅一次旅行大概是看不完的”！

几个月后，在意大利北部Verona的一次会议上，我结识了高修女。

所以，在「世界主教会议」和教宗「首席权」上合一团结。　　「在信德、爱与团结中坚定持守信仰」是伯多禄牧职的三个任务。这是教宗方济各今早在圣伯多禄大殿庆祝感恩祭时强调的。

以下为访问记的摘要：当他们邀请我时，我做好了到中国去的准备有一个委员会正在处理中国问题，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会议，一次在这里（梵蒂冈）、下一次则在北京。和中国有许多对话，中国总有一个令人着迷的神秘光环。

教会以对话为主轴，尤其是自梵二大公会议以来，以及与教宗保禄六世《祂的教会》通谕，后者几乎完全专注于这一主题。五十多年后，我们必须应对许多失败，这些失败迫使我们比圣教宗保禄六世更加着迷。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中也重复了同样的内容，《教会宪章》开篇卷首便向世界宣告“基督为万民之光”；只有“教会面目上反映的基督之光，照耀到每一个人”（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