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方济各像一个先知者一样，唤醒了圣言的力量，禁锢它的不仅是抽象模式，还有那些不共戴天的意识形态仇敌。作为教宗，他积极鼓励并促进有关人士间能够互动和对话。

从理解政教关系而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从此奠定了西方至今三百年间的政教格局，非常值得我们注意和理清，否则，中国教会，无论是罗马公教系统，还是新教诸宗诸派，都会出现边缘化状态的附属现象，而中国政府也会按照国内民政事务和意识形态事务来封闭式管理

何光沪先生的发言非常精彩，首先阐述了导致中国信仰荒芜的基本历程，随后又针对过去意识形态教育对基督教历史的歪曲印象给予了澄清，如一神教的排他性问题和传教士与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

处在周边，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理解和正确地分析现实，避免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处在一个范围的中心，这不是好的策略。为加深理解，我们应该到处走一走，从不同的视点查看现实情况。我们应适应这种思维。

可是我听到关于女性角色的谈话往往都受到男性意识形态的启发。必须回应女性提出的深刻问题，若没有女性及其角色，教会就不能成为自己。女性为教会是不可或缺的，圣母玛利亚这位女性比主教们还重要。

这些都是教会史上意识形态化的情节，用以展示天主祝福儒略二世的计划。本厅绘画有不同合作者和学徒参加，在不断得到画师指导和监督的情况下协助完成。随后，在《教宗会见阿提拉》的绘画中，拉斐尔的手迹已荡然无存。

以利玛窦为首的这种基本态度和观点对当前的中国教会也并未过时，避免意识形态式的极端判断，尽可能地向对方释放善意，而不是把对方看作是权力争夺的对立势力，这样才可能找到双方都不失原则的和谐之道。

奥马利神父在这里的看法极其重要，因为他注意到耶稣会鲜明的对外传教色彩是西方基督教传统内在逻辑发展的一个表象，而不能简单归结于地理大发现以及殖民扩张、贸易活动等社会现象[17]。

在实践中，那些受本地文化，意识形态和科技所影响下的新的礼仪正文就被认为是创造性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奉献礼游行中的礼仪舞蹈和对福音读经的模仿性表演等都是创造性礼仪。

1935年，日伪政府实行殖民教育政策，严格控制小学教育的发展，省城省立、部分私立治外法权办的小学一律划归齐齐哈尔市伪政府管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