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禄·富高的平信徒经历，预示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代的到来；他感知到平信徒的重要性，并认识到福传需要依靠天主的全体子民。但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种参与度呢？

学者从宗徒大事录及保禄书信的内容中，归纳出保禄的三次传教旅程：第一次是大约在公元45-48年间，自安提约基雅出发，先抵塞浦路斯，经小亚细亚到耶路撒冷，参加宗徒会议，返回安提约基雅。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邮寄德国主教会议。弗雷·纳尔逊·梅迪纳（FrayNelsonMedina）是哥伦比亚著名的多明我会神父，在社交媒体上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陈述他“不会观看奥运会的任何一幕。

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共产政府对天主教持更开放及容忍的态度，1980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安排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第三次会议，做出以下决定：　　「为了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继承宗徒传教事业，适应中国圣教会的需要

经过他们长期谋划，2014年9月18日，他们打着宗教统一、世界和平的幌子，在韩国又举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世界和平万国会议。

认识古代教父及历届大公会议的训导也很重要，教会将这些蕴含在教父及大公会议的训导中对圣经的注释深思默想，深信不疑地继承下来。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

他来到博舍的那一天也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之日（1965年12月8日）。后来，在他们的生活感召下，有更多的青年男女加入了这个团体。

后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强调文化在传教中的重要性，又回到了这个基本问题上。从那时起，利玛窦开始被视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适应”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