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我希望我们中国的教会能贯彻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精神，主教关爱神父，神父关爱教友，充分发挥修女的特殊作用，大家拧成一股绳，教会从上到下一条心搞福传。

同月，当教宗在意大利主教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他开玩笑说，“要管理，据说一个人必须有头，而不是腿”。

在此期间，第二次联合国水务会议正在纽约举行。我祈祷它取得成功，并希望这一重要事件能加速有关支持缺水者倡议的达成，这是最重要的益处。

圣教宗保禄六世在1964年11月21日给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与会神长致词时，确认了此称衔，并规定“广大基督子民，今后得以此至甘饴的名号，称誉天主之母之尊荣”。

嘉禄·富高的平信徒经历，预示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代的到来；他感知到平信徒的重要性，并认识到福传需要依靠天主的全体子民。但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种参与度呢？

学者从宗徒大事录及保禄书信的内容中，归纳出保禄的三次传教旅程：第一次是大约在公元45-48年间，自安提约基雅出发，先抵塞浦路斯，经小亚细亚到耶路撒冷，参加宗徒会议，返回安提约基雅。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邮寄德国主教会议。弗雷·纳尔逊·梅迪纳（FrayNelsonMedina）是哥伦比亚著名的多明我会神父，在社交媒体上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陈述他“不会观看奥运会的任何一幕。

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共产政府对天主教持更开放及容忍的态度，1980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安排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第三次会议，做出以下决定：　　「为了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继承宗徒传教事业，适应中国圣教会的需要

经过他们长期谋划，2014年9月18日，他们打着宗教统一、世界和平的幌子，在韩国又举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世界和平万国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