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后来转业到东北，文革后期是县革委会主任。母亲是东北人，美丽又善良。沈文英出生在东北，两岁时她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她嫁到河北泊头。

只可惜我的爷爷焦正有死于1967年文革中，我一直为爷爷没能认识天主而深感遗憾。然而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听我们村一位老教友说，当年我的爷爷也领了洗，当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那可是非常时期啊！

每人一本会规，会规于文革中失落无存，改革开放后的会规是范文兴主教凭记忆写出。修会初期，凌主教邀请了徐州主母会的4位修女来给予帮助及指导。

文革期间我们家竟成了村子重点照顾的对象，以后我才了解到，原来是因为信仰（传经条子）和莫须有的罪名。记得家里经常被拉去审讯和批斗的是父亲和二哥，一般是下午被带去，深夜才回来。

不过也有人指出，1966年宋庆龄在致函友人时曾回忆道：孙中山明确地告诉我，他从来不信什么上帝，也不相信传教士……这封信是在文革初期所写，在那个年代，宋庆龄证明孙中山是一位无神论者是正常不过的

在看了当地有名的郎中后，郎中说我不能吃母亲的奶，当时是1969年，正值文革，大家的温饱都成问题，哪里还听过什么奶粉。就在全家发愁之时，同村的姨妈生了一个女孩，于是，我就被送到姨妈膝下长大。

他特别在成安县大寨天主堂成立敬老院，来照顾老修女及在“文革”中被迫还俗的修女和大姑。

（申六4-9）各位父母，请想一想，十年文革天主的信仰是如何保存下来的？不正是那些热心的父母、爷爷奶奶，在家庭中、在被窝里，一句一句教给自己的孙男娣女，才使信仰成为传家之宝吗！

可惜这座大钟文革期间被毁坏用于大炼钢铁。1920年，教堂隶属广州教区管辖期间，这里开办了男女修院、育婴堂。前后十位神父在这里主持堂区教务。

文革后的1985年，教堂重新开放，成为全北京教友最乐在的地方。按照中国已经有的许多慈善会的例子，耶稣会士开办了教友善会。在北堂，从1699年起，他们成立了在整个十八世纪非常活跃的圣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