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那年我出生，也是那一年，这座存在了四十年的大教堂没能躲过浩劫。

期间，无论是经历了失去双亲的打击，还是极左路线和文革动乱的灾难性考验，抑或为信仰而身陷囹圄的残酷折磨，都没让少年、青年和中年的金凤志退缩、妥协、放弃。

之后，1904年教会于旧堂原址重新建了一座教堂，但到文革时教堂被拆除。1978年后，段家庄教友在平代理主教与李泽民神父的带领下，群策群力、团结一心，于1983年建立一座简易教堂。

在文革期间，由于他信仰坚定，宁死不背叛天主，以反革命罪在监狱中度过了5年。我现在还记得，他被判刑那天，公判大会就在我们家乡召开的。他站在台上，神情异常自然，不卑不亢。

朋友们已经告诉了我这个团体许多在文革中的遭遇，一些教友殉道了，但另外一些人，甚至连神父在内，却表现得毫无勇敢可言。

每人一本会规，会规于文革中失落无存，改革开放后的会规是范文兴主教凭记忆写出。修会初期，凌主教邀请了徐州主母会的4位修女来给予帮助及指导。

只可惜我的爷爷焦正有死于1967年文革中，我一直为爷爷没能认识天主而深感遗憾。然而今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听我们村一位老教友说，当年我的爷爷也领了洗，当然是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那可是非常时期啊！

他特别在成安县大寨天主堂成立敬老院，来照顾老修女及在“文革”中被迫还俗的修女和大姑。

文革后的1985年，教堂重新开放，成为全北京教友最乐在的地方。按照中国已经有的许多慈善会的例子，耶稣会士开办了教友善会。在北堂，从1699年起，他们成立了在整个十八世纪非常活跃的圣体会。

父亲是位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后来转业到东北，文革后期是县革委会主任。母亲是东北人，美丽又善良。沈文英出生在东北，两岁时她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带着她嫁到河北泊头。